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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论
王朔是假流氓，是伪小人，是半个天才，是中国文坛最具商业眼光的作家，常常成为热点人物，遭到“夹击攻打”也就不能避免。
我不想加入这一行，我和他都是玩小说的，是他“嗤之以鼻”的“作”“家”——坐在家里“作秀”的人物，这身份限制了我，要不是这样，别人定也会抓我的把柄，把我像婊子一样糟蹋了，我还要落个“文人相轻”的骂名。
对王朔的总体态度，我可以借他一句话来坦白：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也不能要求一个作家像新出厂的汽车，都安装好了，十万公里无故障再上路跑。大家，只要是个人，都带着一身故障在路上边修边跑，跑得远的那个只是故障少，修理及时的。就目前王朔的表现来看，我们有理由怀疑他的自我修理能力。我觉得王朔说这话并无调侃自个儿的意味，因此，既然他感到“自我修理”的能力不够，那我就做篇文章“修理”“修理”他，让他能跑更远的路，用不着把这“丫”关起来，“判20年徒刑，那他就能最损写出一《飘》，一不留神就是一《红楼梦》了。
“假流氓”被真流氓发扬光大自电脑问世，发明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关键词”后，我们都喜欢有事无事在这方面做文章了。我不能免俗，“修理”王朔不妨从他的文风和作品里的这些“关键词（句）”人手。最轻松省事的，当然是看看他那些作品的题目，最初的成功，他就是靠了“讨巧”的题目。
他说：虽然我经商没成功，但经商的经历给我留下一个经验，使我养成了一种商人的眼光。我知道什么好卖。当时我选了《空中小姐》，我可以不写这篇，但这个题目，空中小姐这个职业，在读者在编辑眼里都有一种神秘感。
而且写女孩子的东西是很讨巧的。果不其然，我不认识《当代》的编辑，稿子寄过去不久就找我谈。我要是写一个农民，也许就是另外的结果了。
此后，王朔学得乖乖的，一发不可收，基本上用的是“惹是生非”、具有广告效应的题目。他不光在题目上费尽心机，具有商人样敏锐的眼光，内容上也精打细算，什么货配什么人《空中小姐》、《浮出海面》……吸引的是纯情的少男少女。《顽主》这一类就冲跟我趣味一样的城市青年去了，男的为主。后来又写了《永失我爱》《过把瘾就死》，这是奔着大一大二女生去的。《玩的就是心跳》是给文学修养高的人看的。《我是你爸爸》是给对国家忧心忡忡的中年知识分子写的。《动物凶猛》是给同龄人写的，跟这帮人打个招呼。
算计狠了，就犯忌，凡事物极必反、“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嘛。所以，一些文化人看到其中的坏作用后，站出来声讨他，这样做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有人会问，从这点看，他的文章究竟“坏”在哪儿呢？我觉得它坏就坏在把某一类人特定时间、地点的心态高度概括、抽象出来，提炼为一个简单的口号，甚至作为文章的题目，以至于看过王朔作品的人，最终能记在心头不忘的，往往就是这些口号。
单有口号也许还不算最坏的，受它影响的人在真实的生活中，不过就是不自觉地以此作为认知生活、图解生活的工具，把复杂多变的世界简单化处理，最坏的结果不是这个，而是它所传达的那些半通不通的“思想”与流氓意识。
王朔，一个“假流氓”的话语泛滥行世，被真流氓发扬光大，自觉地以这“r”为旗，甘当“王家军”，流氓意识渗透一切领域、一切方面，不论官场，还是商场，不论学界名流，还是民间百姓——可怕的就是这一点。
这有一个成形过程，在王朔的作品中表现得相当充分。
文风：一分为二
先看他的文风。我认为他的文风不仅受商业因素影响，更有20世纪“革命文化”的潜性化制约。
王朔曾说1949年以后，“我们这里为革命文化覆盖”，“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革命文化的强烈环境中度过的”，它的源头就是“左翼文学”，而“左翼文学”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脉单传”。
在这句话中，王朔的说法当然很有问题，他只看到了“左翼”，当它是“五四”文化单传的一脉，诚然以偏盖全了，不知晓中国现代文化史。
事实上，“五四”时期的所谓“新文化”有多个声音，“左翼”只是其一，认为“五四”新文化单传了“左翼”，不仅把“五四”误传误解了，而且将它狭隘化、歪曲化、政治功利化了。
王朔不知道这些，这还没关系，要命的是他对“‘五四’新文化”的歪读。
他说，“五四”新文化的具体内容就是，“和所有传统文化决裂，把所有天经地义都拿来重新审视一遍，越是众口一词集体信以为真的越要怀疑、批判；越是老的，历史上被证明行之有效的，越当着枷锁，当着新生活的绊脚石”。
王朔好讲大话，他连“修理自己”的能力尚怀疑，又何能“重新审视”其余、审视“传统文化”呢？
但他做到了，他自以为做到了。
猛一看，我不得不承认他“果真”做到了，只不过用的方法不入流，拿他评价琼瑶的话来敬，那就是技术还“牢牢钉在低幼的刻度上”。
你说“A”好吗，我偏偏不以为然，我偏说“非A”好；你说“A”不是枷锁、绊脚石吗，我偏说它就是枷锁、绊脚石，“非A”才是新的、不容疑的。
如果我们将王朔上面那句话进行简单的逻辑延伸，得到的就只能是“A”与“非A”这两个极端，它们之间毫无包容性，不存在包容性，惟剩的是排他与独大。
因此，从这种认识出发的王朔，所自觉扮演的角色也就成了红卫兵式的打倒一切、反叛一切！他做文章时的最大技巧，也就成了把大众、别人、流行的话语反过来说，调侃着说。
这就是他的“天才”和“小聪明”的极点与极限。
至于其间的分别，他不是毫无意识，他宣布自己不同于红卫兵，“红卫兵是奉旨造反，算不得好汉，加上又把人打了，演变为行为上的暴徒”，因此，他们的“造反”
不好。
什么样的“造反”好呢？
什么样的人算得上“好汉”呢？
进而，什么样的文化算得上继承了“五四”新文化呢？
王朔认为：“若仅是文化上造反，思想上造反，那还正是‘五四’传统。”今天我们的文化之所以不能兴旺发达，大人、小孩都作了港台通俗和大众文化的俘虏’，原因不过是“‘五四’新文化的路被后人走偏了”，所以，王朔这样的更后来者现在惟一的使命仅在于“把它再走正了就是了”。新时期文学的功绩正在这里，它的作用是“拨乱反正”。王朔类的“拨乱反正”者也就顺理成章，成了当之无愧的“好汉”，是另外的“正统”
“正经”，代表了真正意义上的“正统与正经”。
他承认自己的“‘反智’‘反文化’反的都是中国式的装孙子”，他的“粗鄙”对应的是“中国式的假正经”，这心愿是好的，我也持相同看法的，但是，有了心愿不等于你就能实现心愿，依照王朔的那点子修为，他不谈“文化”、不谈“思想”还罢，谈起来就露馅儿。
且看看他拨的是什么“乱”、返的是什么“正”。
王朔说，他所要拨的“乱”就是“所有的传统文化”，而那个“正”也就是“五四”新文化，即“左翼文化”。
有了这偏见，他就贸然断定，“传统文化”是今人积弱积贫的罪人，“中国落到这个地步，百年积弱，传统文化功莫大焉”。
记得混沌学上有一个说法：在北京的一只蝴蝶极为偶然地扇了一下翅膀，它所形成的动力在传播过程中被不断放大，最后就很可能在纽约引发一起龙卷风。王朔们喜欢“妄说”，把当下的种种罪过，全归咎在“传统文化”身上，从而再把这文化全盘、彻底推翻，重新再来。
至于这样能不能养育、陪护新生命，王朔们掘尽旧壤后是不是一“穷”二“白”，他就不去关心了，他想要告诉我们的是，纽约的一场龙卷风，是由于北京的一只蝴蝶扇了一下翅膀引起的，因而该蝴蝶罪该万死、死有余辜！
“传统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已与我们隔着十万八千里，而且传统文化又是哪里来的呢？它的产生原因在哪里呢？
王朔说不清，如今却还拿它作为今人积弱的“原因”，那不是荒谬吗？
当下罪恶，种子只能在当下寻找。
何况，王朔们既然也肯定了我国古典诗词的优美，而古典诗词同样是“传统文化”不可分的一部分，既然这样，你因何宣称要“和所有传统文化决裂”呢？你决裂得开、有这本领吗？
假如没有，你说的岂不是真正的假话？
但王朔说了“我是流氓我怕谁”，我就想这么说。
真要这样，那我只好缄默！作家光眼睛大是不行的至此，我们实在难怪许多人要把王朔误解为“痞子”。即使他的小说中没有这种明显倾向，他也遮不住了，想站出来辩护，但百张嘴不知从何说起，这时，他倒真有点像曾夫子自道地调侃过的，“王朔的知识函度本不值得和他进行认真的讨论和批评，他不可能有理性的回应和进一步的辨识能力，任何学理上的讨论到他最终都会变成打架，……更下作一点，他还会把对他的所有批评说成是对他的嫉妒，把中国人国民性的黑暗之处拿出来当脏水泼到对手头上，是他那种人的拿手好戏”！
如果我们就认为他在此处讲的不是反话，那么，他明知自己有这些不足，还要沾沾自喜似的，以不知学理而得意，对王蒙等人提倡的“作家学者化”不予理解、不以为然。
他说：“八五年还是八六年？文坛有一个特别可笑的口号，叫着作家学者化……还有一个口号叫着要使作品有哲学的深度，理由是大作家的大作品都是有哲学深度的”，结果只学会了几个词，把哲学概念带到小说里来了。
我当然也反对提个什么口号，大家伙儿就不分青红皂白，一哄而上，那些底子不厚、根基不牢的人，蛮横大补只会把自己补坏。
王朔那代作家，沾“文革”的光，先天虚弱瞎补，弄不好会七窍流血。
所以，你要知道你是王朔，别人不是王朔，王朔不是别人。你王朔那代人不可以这样走，走了达不到，但你仅仅是王朔，如果以自己的达不到、以自家或自己那代人的创作经验，来反对作品的应有哲学深度，那也“特别可笑”！
是啊，文学不等于哲学，但也不比它高，二者是平级的，有所交叉的。大作家都是文史哲兼通的，有了这样的“通”，才能提供一个“丰满的，多重的，模糊的生活”，使人能从许多角度透视它，感觉它“莫衷一是，不可名状”，达到文学的最大境界，即“混沌的境界”。
没有这方面的“通”，如何达到这样的境界呢？
王朔也同意，中国文学最大的腕儿是曹雪芹，但他忽视了一点，曹雪芹和他之间的最大不同，就在人家对中国传统文化是热爱的、无所不通的，王朔不仅近于一窍不通，而且蔑视、小瞧、完全抵制我们的传统文化。
如此心态、根底，怎可能最损写出一《飘》，一不留神就是一《红楼梦》呢？
以自己的不通来嘲笑通家，把自己的“不能”说成一切人的“不可能”，我只能敬佩王朔。
看来王朔的不通史哲，不仅不以为这是自身和一流作家之间的差距所在，反觉得理当如此，应该如此。
你想精通哲学、历史吗？不行，我告诉你，你做不到，做了就写不出好小说，“整个本末颠倒”了。除非你“是个职业哲学家”，否则看哲学无用，我们“没必要陷在那里面。普通人生活，从生活中形成的就够了”，“我主张有本事咱把书都烧了，自个儿说自个儿的，不带说别人说过的话的，这是本事儿”。
不说别人说过的当然好，显得你本事大，但要命的是，你如果一开始就没有这底子，不先虚心把别人说过的理解、消化了，临到上场时，就捉襟见肘了。
当代小说不耐看．王朔的小说达不到第一流境界，原因就在他没读过什么书，对历史、人生、生活的最高境界，他无法体会、品评，有的只是浅直的悟性、良好的感觉和一点小聪明，就凭这，他要能制造什么“混沌的境界”，让我读了还不糊涂，我跟他改姓王。
由于这些先天的缺陷，我才觉得他对自己的评价里起码有一点是对的：王朔的问题在于他只是个经验主义者，像狗的眼睛一样看到多少就以为是全部了……当一个作家光眼睛大是不行的，也不是说要像一个笨蛋，干什么之前先把观点立场想好了拿尺子量着步子走，那应该是一种天赋，在讲故事的同时完成抽象的过程，最终探及到事物的本质，将一件孤立的偶发的事件和人们不可逃脱的命运联系起来，这才可能有大发现。这是好作家和坏作家的区别。
痞气的由来
我在行文之始就交代过，王朔不是真流氓，他的一些不错的文学作品中看不出这点，但他的几本杂感，《我是王朔》《无知者无畏》《美人赠我蒙汗药》以及文学作品里的多数关键词，却不时要透出一丝一点不自觉的流气，以商家们的心态动机，不断倒腾、强化这些语言，以此制造一个痞味十足的氛围，乐于住在这无色无嗅的血浆样无所不在的氛围里，根本没能力认识到它们的恶劣作用，或者以为生活本就这样，不去辨识，缺少批评、审视的眼光和能力，某些同类也发现不了，原谅它、理解它，而大众全体更失去了对于它们进行批评的能力，投合、驯从于这样的痞气，那才是最可怕的。
营造“痞气”，则非王朔一人所能，它受着他那个特定圈子的影响。
他曾告诉我们书上几个关键词（句）的来历：“玩的就是心跳”，是北京某作家时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他偷过来了；“过把瘾就死”是东方歌舞团后台流行的一句玩笑话，被他看演出听去了；“千万别把我当人”，是一公安开玩笑开急了说出来的；“早死早超生”是打麻将劝人快出牌的用语；等等。
所以，这些“调侃”的词语不属他专有，而“是全北京公共汽车售票员，街头瞎混的小痞子，打麻将打扑克的赌棍，饭馆里喝酒聊天的侃爷们集体创造的”，他只不过身处其中，“听到了，记住了，学会了，并因为没有书面表达能力，不得已用在自己的小说中，本来是讨巧，不留神倒让他成了事儿”。
以此观之，王朔所成的那些事儿，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它们的受到欢迎，恰建在这样的基础上。而正是这样的社会基础或我们共同生活的土壤，才最值得分析与批评。我批评王朔，并不是想和他本人叫板，仅止于此费这么多笔墨、心思太不值。我批评他的目的是，借他为切入点，反思他的、也是我们大家所赖存活的土壤，这土壤一日不得清理，一日要影响、制约我们，坏我身体，蚀我灵魂，淘空我们人之为人的品节、精神！
明于此，且先看看王朔本人“痞气”的由来。
就其家庭出身说，他的父母都是“普通百姓”，母亲是医生，父亲在国防大学做教师，二人都不怎么识字，所以他不是出生书香门第。
他还说自己也不是出类拔萃的一个，这非坏事，相反有点因祸得福。
就因为我不是出类拔萃，最好的东西得不到，只好退出来。我是老被甩出的那种，甩成正人君子了。想学坏吧，条件不好……就因为条件不好，生给逼成好人了。
而且，他的时代还迫使他不能关注自己的命运。
“从小让我激动的事都是世界上的大事，没有什么自己的事”，这使他看得特别远，“很少关注个人的困境”。
后来，他在狱中关过三个月，起因于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他去那里起哄，但被逮捕了。再后来他当兵，想考军校没考上；退伍后就去了医药公司。1984年，他辞职去经商，可又不是经商的命，失败了，弄得一文不名。“我有好多梦是破灭的，小时候有英雄梦，后来又有金钱梦，我还有演员梦”，全没干成，一次次被甩了出来，最后，“就给甩成作家了”。
生活无情，一次次被“甩”出来的王朔，脱离了“组织”、“秩序”，成为标准意义上的“游民”，倾心于过一种浪荡自在、只有“我”的生活。
这是“游民”的共同心态。
“游民”，作为“士农工商”四民以外的人士，在我国历史上早有记载，最早见于《礼记》的《王制》。毛泽东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中分其为五类：兵、匪、盗、丐、娼妓。
他们谋生的方法是“兵为‘打’，匪为‘抢’，盗为‘偷’，丐为‘讨’，娼妓为‘媚’，各不相同，然谋生弄饭则一。他们乃人类中生活最不安定者。”
这是农业社会的特征。
发展到现在，我们不应将其类别分得这样清楚，就成员而言，我认为还应加上城市失业、无业人员以及商人。
商场如战场，现代商场环境，早已不同于自然经济时代，它瞬息万变，风险极高，而高风险才有高利润，战场不常有，商场处处可见，竞争乃多于战争，而且其涉及面更行广阔。
尤其在一个没有多少游戏规则可循的国家，商场更像战场那样充满风险，急红了眼，人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只要赢，干什么都行”，成为这些人全新的道德信仰！
所以，我倾向于按谋生方式来定义“游民”或游民心态。
一切以“打”的、“抢”的、“偷”的、“讨”的、“媚”的方式来作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人，都是广义上的“游民”，一切以上述五种方式竞逐的人，具有的就是流氓心态，奉行的就是流氓哲学，只不过程度大小有所区别，本质上是一致的。
王朔不像贪官污吏那样“偷”，不像乞丐那样“讨”，也不像商人那样“打”和“抢”，但他有点像妓，靠的是“媚”。
文人的“媚”，一者“媚”官，获得地位、声名和利益，一者“媚”商“媚”俗，单纯为利益而“媚”。
王朔不属前者，但他肯定属后者。所以严格说，他那句“我是流氓”的玩笑话，并非调侃自个儿。
以此观照，“游民”的特征在王朔们身上就是抹杀不清的、多多少少也还是有的。其人有意或无意之通性，在于强烈的反社会、反秩序性，一切行为是为了自家的“发迹变泰”，即使下反上、小反大造个反什么的，也都是为了曲线求“官”受“招安”，像《水浒传》上的梁山好汉。招安的终极目的，依旧是“发财”。
因此，“游民”的竞争是富于主动进击性的，他们敢于冒险、敢于犯法，否则会饿死。
另一方面，为了掩饰真正的动机心态，他们也讲谋略，打着“替天行道”的“道德”幌子，口面上仁义君子，多有慈善之举，背下里怎么干都行。
他们还需要拉帮结派，围绕某个圈子抱成团块。
团块内部具有强烈的帮派意识，彼此称兄道弟，一起谋生，一起发财。团块外部全不是“自家”的，只要需要可以当着仇敌予以打击、消灭的。
因而，传统文化中最为阴暗的一面，在这些草莽“游民”们的身上，得到最为充分的体现。
王朔受他生活环境的影响，身周多“草莽”，眼中所见多为传统文化里最阴暗的那一面，他对这些是警惕的，然而不免以偏概全，见阴暗乃把传统文化统统以阴暗视之，与它采取决绝立场，一点也不含糊。
同样，常在水边走的王朔，哪能不湿鞋？
何况他是被一次次抛出去的准“游民”呢？
他与正规草莽当然有不同，这不同就在于，他有一个叫着“文学”的东西，对文学的真诚本身就具有了超越世俗的成分。
你不能说王朔对于文学全是作假的、玩的，在王朔那里，许多时候它被做得相当真诚，这就帮他形成了一定的超越性，能暂时超越世俗之上，没有这条件的大多数人，王朔身边的大多数人，无这类超越性。
王学泰先生曾从三方面总结了这类草莽游民的性格特点：第一，赤裸裸的残暴与野蛮。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对于残暴和野蛮已经司空见惯，不以为非；长期挣扎在死亡线上，生活的苦难早已磨钝了他们的感觉。
他们没有社会角色位置的规定约束，也缺少文化教养来提升他们的智能。第二，他们的地位，使其把欲望减至最低，为了结拜兄弟可以不要妻、子。《三国》里的刘备，时常挂于口头的是“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这是他们对待妇女的态度。第三，追逐眼前的物质利益。
草莽的“好色”可能会影响其声望，但其好货却无损于好汉之本色，往来多靠酒肉金银财货，对财富的渴心丝毫不加掩饰。当他们需要反贪官时，他们以正义自居，可是，一当要实现自己的目的时，同样以金钱开路，相信贿赂的力量无穷。他们的人格榜样，是那些轻财仗义、急人之难的“义侠”与“豪侠”。所谓豪侠，就是现在所言的“武侠”。“义侠”中的“义”则不同于儒家的与“利”相对的“义”，而指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义、利打成一片。
因此，草莽眼中的“义气”，说的就是某人对“我”有利，在金钱或物质上慷慨大方、肯于援助。这也是帮派中的同伙所自觉遵行的“义气”——一种有来有往的交易。
这种交易需要回报。它成为一条连接诸草莽精神的无形纽带，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艰危与共，彼此关照”。
固而，单个草莽游民间的力量合成，相当于今天的集资、股份制，每个人都加进一股，资本雄厚了，才能做更大买卖。
“公司”中兄弟一旦蒙难，其他人其“义”所指，当舍命相救，这相救，便起了今日广告之效用，集体也就成为这帮人能够信赖、值得卖命的归宿。
当然，草莽也分高下，但只在少数人身上，这种“义”才具有超越的、形而上的特征。
当一个人，为自己及其帮派、组织、“公司”的能够延续、能够活下去，这样一个单一目的，不计手段恶劣与否时，我们就可以认为，这时他们所用的是一种流氓手段，具备了流氓的心态、意识。
因而，在我们悠久的草莽、游民传统里，它是我们，潜性的传统，以别于显在的传统。
这传统如果是一门学问，用个名字来称谓，那就叫“厚黑学”（李宗吾语），中性名称叫公关术，军事术语叫谋略、谋术，政治领域又被叫做阴谋或决策——下台后叫阴谋，登宝座叫决策。
不难理解，王朔的土壤就在这里。他之能广被欢迎，表面看来，其处身社会和描述的是两码事，究其实质，却没有什么不同。而且，我们生活在一个新旧体制大转轨，各种规范又普遍失衡、失范的时代，这样的时代，我同样把它名为“乱世”。
加以20世纪、直至两千年来历史的千变万化的表象之下，有一个始终未变，即就是作为这一切表象变化背景的那个不受制约、制衡的、高度集中的权力机制！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经济市场可望放开，原先的国有资产可望重新得到组合，但受其制约的、“开放”市场的放开程度，极为有限，权力向经济市场的渗透，谁都挡不住。
所以，单纯的市场“开放”，会使国有资产大幅度地、往往也是不受控制地流失，而流失过程中的无制衡的权力参与，又使得绝大多数的流失极端地不公正，它所引起的社会跌荡更为剧烈，被抛在其上的人们，面临的风险大得无法预测。城市和乡土“抛出”这一批批长期或暂时失业的“前王朔”类的“游民”，就构成了当下社会的底色；辅之“文革”等一系列社会性灾难，所造成的长远而深重的危机、隐患之影响，大及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细及心灵精神世界的日益被毒化、异化……所有这一切结合，我们就到了一位学者曾表示过忧虑的“全民流氓化”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百姓只要有机会，也会脸不红、心不跳地充当流氓——不择手段地瓜分有限的国有资产或公共资源。
一当这些资产、资源，被不公正地瓜分完毕后，体制仍在停留、观望，“开放”的市场就该到达它的极点与饱和状态，此后就得引发一系列更为严重的社会危机、灾难和动荡不定。
艰、可见，在这样一个新与旧大转轨的“乱世”，生计唯利益当头，懂得自觉采取并遵循合法、公正的途径进行“交易”的人不多。
在这样的社会土壤上，对于它所需的价值观点、游戏规则、娱乐方式，作为作家，王朔渐渐摸索、觉悟到了。向着他们缴械、投降，为人服务，逗他们笑，让他们爱。
这就是王朔作为“商家”和作家，都能“双赢”的秘诀。
对这类“作家”，王朔有过描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他的经验谈：
“如果一个人吃饱了饭没事干，他怎么消磨时间最好？”
“睡觉。”
“睡过了呢？已经睡得不能再睡了呢？”
“他有没有别的本事？”
“没有，一概没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他是不是很有追求？”
“追求得一塌糊涂。”
“他认多少字？”
“加上错别字有那么三五千吧。”
“那就当作家吧。既然他什么也干不了又不甘混同于一般百姓。”
“也只好这样了。”
“那就当吧。”
“当吧。”
“如果一个人两手攥空拳，无才无势无德无貌，他怎么才能一夜之间小家乍富、平步青云，摇身一变什么的……”
“去偷、去抢，去倒腾国家、嫁大款什么的。”
“既没偷抢的胆儿，又没作生意的手腕，还阳痿。”
“脸厚不厚？心黑不黑？”
“厚而无形，黑而无色。”
“那就当作家，他这条件简直就是个天生的作家坯子。”
“那你还犹豫什么？”
“不犹豫了，下决心了，干！蒙谁不是蒙？”这虽属一段调侃，显示了作者对身周某些所谓“作家”的洞识与不屑一顾，但也显出了王朔本人，被“逼上梁山”“逼良为娼”后微妙的、作家们通有的自得自足心情，还多少透露出一点无奈与怅恨。
说这句话时，他像是无意的，这话和他又像毫不相干，然而他的出口伤人，无疑也是一种暴露。
像畜生一样活得比人带劲
王朔自己在文章里声称要叛逆，要与传统决裂，后来不认帐，将别人对他的这些指责，说成是好笑的、猎奇的、“完全不真实”的。实在挡不过，才索性一不做二不休，顶了这个“恶名”，任媒体“煽起来再说”，让“那些没看过我小说的人看了介绍文章，会产生一种心理，这人怎么这么坏啊，找本小说来看看”，玷污了自己的形象，只要继续写，形象就能得到修正。这好比男女恋爱，“我要告诉你我是一个坏人。接触时间长了，你就会觉得我不那么坏，，你会自觉地找我的优点。我要一上来就吹我怎么怎么好，你会向相反的方向找例子”。
可爱的王朔，他在这儿再一次摆出了商人的精明。
他坦白：“这都是北京小人物的生存智慧，在严酷的社会环境下自保同时又能吃得开”。
他的青春又是在严酷的军营、商场里泡过来的，正值他性格、智慧成型期，这样的生活，进一步强化了他的机心和应变能力。
金庸在《鹿鼎记》里就曾提到，妓院、皇宫是天下最虚伪、最奸诈的所在，处身其中的人机巧狡狯，远大于常人。韦小宝是一例。
为什么呢？
原来这两处等级严厉，老鸨、皇帝当家，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他人无安全、稳定感，打交道、做交易的是些不相识者，彼此假情假意，宰对方是为保存自己，良心可以不为之而动。
其实，官场、商场、军营等处所，都充满了类似的计谋与韬略，生于其中的人，都有点像韦小宝。韦小宝的典型性何其广啊！
在这方面，王朔倒很像韦小宝，虽然他坚信金庸扯蛋，说这不是中国人的真实形象，是子虚乌有，金庸玷污了我们的形象。
王朔是从这里出道起家了，对厚颜无耻、尔诈我虞、勾心斗角，他起码已不陌生。
在我看，王朔这样活才叫累呢！这舍得，为一点既得利益，连自家“人格”
“尊严”都堂而皇之拿出来做文章，哗众取宠！难怪他要说自己是“卖”的——妓女卖身，他卖魂！所有的历史都告诉我们，算计太狠、丧失尊严的人，都不是一流境界的人，也不可能达到一流境界！
王朔亏就亏在他的这种小聪明，他的自以为是，他的某种程度上的因无知而无畏，所以我才说，这人只实现了自己天才的一半，是半个天才、残缺的天才！
他的残缺，最充分地表现于有时候说话讲理糊里糊涂，连他的那些“关键词（句）”都经不住追问。
比如，“谁比谁傻多少”。这虽是相对主义价值论，落实在大众层面后的一个基本思想，但这思想本身具有排他性。你不比我聪明多少，你有什么资格教导我？
即使我可能犯了错，你也甭过问，我不傻，知道自己该怎走，错了我自个儿能发觉，“谁比谁傻多少”？照着这样的逻辑，发展到极端，就成了“忠言”逆耳，鼓励了颟顸与无知。
不过，对王朔说来，“无知”并非坏东西，“无知者无畏”嘛。
可你能仔细推敲这句话吗？无知者真能无畏吗？
“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哪一个不是“无知者无畏”，这才大肆破坏、大打出手？他们的那种麻木的英雄主义情结、血脖子精神，祸国殃民，王朔难道还嫌不够吗？
说到底，“无知者无畏”是一种流氓心态与意识。
当无知者的无畏渗入各行各业，内化为一种体制性存在后，也就理当会带来全民性深重灾患！
王朔对这些麻木了，使他陶醉的是话语本身，他觉得这句话好玩，不知自己玩的是火！
他管不了那么多，他活着就是想“过把瘾就死”的，多么潇洒！
当这潇洒成为一种时尚，成为一种弥漫性的雾气以后，你再看吧，所有那些无知们，大口大口吸着毒，而后就张嘴巴等死了！
不死行吗？有办法吗？如果有，那怎么办呢？
我说它是有的，但办法是惟一的。办法就是像王朔说的，这时候你“千万别把我当人”，“我”是“动物凶猛”，是“畜生”的弟，说的不叫人话，你别信，不然到时候连想不学老舍，忍住不死，恐怕也由不得了！
忍都不能，哪还能再做到“不像人一样活，就像畜生一样活”“不但要像畜生一样活，还要活出滋味来，活得比人还带劲”呢？
我是个真“无知”，王朔不是，王朔是假无知。
不过，我虽然是真无知，可又不像“假无知”的王朔那般因无知而无畏，我是有畏的，“无知”“有畏”的我，不明白王朔上面那些聪明话的具体内含，它实在太深奥了，尤其是最末那句：“不但要像畜生一样活，还要活出滋味来，活得比人还带劲”。
像畜生一样活得比人还带劲，这样的“活”我没有想到，至今也不知道那活法是怎么一个样子。
王朔试过吗？如果试了，立马告诉我，我马上改，不做人算了，投胎做畜生，学得“人莫予毒”，行不行？
买卖问题
关于买卖，王朔有许多见解也是我大大赞赏的，觉得是那么回事的。
应该买卖时，就要真去买卖，这时还客气，就真会“好东西生产出来，不会卖，什么也不是”。
我们不能像古人那样，“锥心泣血，拿自己炼丹，一生潦倒，活着受罪，图他个死后让后人钦佩……现在是什么社会？－英雄辈出的社会，信息爆炸的社会，这是拿生命赌明天啊！这个险冒不得……谁说当作家就活该穷死”。
是啊，作家不该穷死，如果说过去写文章的会饿肚皮，那是由于没条件，现在这类事已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那时不像现在，见你是码字的，谁都可以不买帐。
今天弄弄文章，却可以，也应该能养己养家，作家背后有报刊、影视这样一个广阔的市场，写文章就得有一些经济的眼光与计较，自己该得的，不必客气。
耻于谈钱，老作家们的跟钱过不去，那叫糊涂，晚景凄凉怨不得人！至多只能怨他曾经处身的那种不正常的时代！
所以，作家是奶牛，“奶水再足，也架不住天天挤，狂挤，没一辈子都出奶的，都有被挤干的那一天，不趁有奶的时候存些奶粉钱，老了也只有清水冷猪头找个庙堂扮庄严相……”
这是铺垫。
有了这个底，王朔接着说，在商人的心目中最装着人民，在这里“一切为人民”和“一切为金钱”二者不相矛盾。为最广大民众接受的，就是利润最丰厚的。
只有知识分子、艺术家在这个问题上才会有观念冲突，甚至觉得需要一个痛苦的转变认识过程，这从来不是个问题。媚俗？对了，搞大众文化就是媚俗，在商言商，俗是什么？是多数人的习惯和约定，我们不把话说得这么难听，我们叫“为人民服务”。学院派知识分子可以从各种角度批判大众文化，就是不要从“人民性”这个立场出发，因为那是大众文化本身的立场。认识到大众文化的商业本来面目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那几乎和我过去接受的全部“文化”的概念相伴，认同这个差不多等于放弃“文化”本身。如果我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第一件事是忘掉自己的创作，学会用一个纯粹的商人眼光看待这件事。
作为一个诚实的公民，处于一个可以信赖、有规可循的国度，王朔讲这些话就无可厚非，人的志向不同、能力不一，不必都去搞精英文化。“文化”这概念也不是先天地就和商业投不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它们的关系理当是协调一致，各有能够彼此利用之处的。
同时，它们的真正发达与繁荣也是双向的，一方萎缩就会导致另一方的停滞。
尤其是精英文化，它的受众面小，本身所挟的利润是无形、无价的。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亦当作如是观。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无价的，让爱因斯坦以商人眼光搞相对论，他的脑筋当然不会像王朔那样好使，存在观念上的冲突——起码在他研究过程中，存在这样的冲突。
所以，对商人适用的“哲学”，如果能够、可以、应该像王朔这样推而广之，适用于一切场合、方面，拿自己的目光短浅，来嘲弄精英们的立场和甘于寂寞，那也是要不得的思想。认为商人心中最装着人民的念头，更是古里古怪的自大。
在王朔的心目中，似乎只有为最大多数人做事才最光荣、最英雄、最好汉，他在大众文化上“卖”，为的正是这个最大多数，谁的卖点有他大呢？谁能比他了不起，心中装着“人民”呢？
他发财你想眼红吗？如果是的，他会说了，那叫“嫉妒”！
我不好说王朔目不识丁，他是识的，但他只识“丁”，因此，他会把别人对于此“丁”的不屑，说成是嫉妒或“迂腐”，他要把自己的世俗想法，加于众人，为他的那套活法正名。
我不反对他的努力，老实赚钱没有什么不对，我反对的是他那种排他而自得的态度，反对的是他的唯钱主张！
他说：“我是个拜物狂，那种金钱的东西我很难拒绝，我看有钱比什么都强。”别人不像他这样，其他作家在金钱面前，“全傻”，没一个像他那样活成了人精。
这个人精，真已是目空一切！只要你买、你要，我就卖，捞他妈一笔。
为这，他是勤奋的，辛苦的，他的劳动量是令人敬佩的，最多时一年写百十万字，把手腕都写烂了。
他是个任劳任怨的“商人”，窘迫的生活逼得他成了诚实的商人，他知道没钱的日子“很惨”，“有钱人可以无所顾忌地生活”。
于是，他不仅认同了这样的生活，还借手中笔，把自己融进去，化成笔底人物，时不时宣扬这类哲学：最大的人民币是十块的，最小的人民币是一分的……不管是最大的还是最小的，都是我们人民群众最热爱的。
此外，王朔还设计了人物，叫他笔下的女同胞来曲折地传达他那“拜物狂”的精神。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浮出水面》里的刘华玲，这女子是为离婚而结婚的，她肯把自己“卖”给老外，只是想诈来一笔赡养费，有了它，一辈子就啥都有了。
这种行为实在是“太正常了，人之常情”“没什么卑鄙的”，有钱才能快活。
怎么个快活呢？
“尽可以醉”，“一醉方休，无忧无虑。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不用忍着头疼上班。敞开喝，喝最好的酒”。还有，用不着生儿子，“到哪儿都有一帮干儿子”。
王朔既然是个拜物狂，在他作品里你就很难找到谁是谁非，所有人都对，只要他们为的是钱，不论白猫、黑猫，你能抓老鼠就是好猫。
老鼠当然是害人精啦，抓一抓谁都认为应该的，但若把这逻辑往所有领域里推，让它覆盖全体，成为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那就谬误了！
灰色地带
王朔用的恰是一套谬误的逻辑。
他觉得人类生活中有一片“灰色地带”，在这样的地带根本无是非，不讲道德观，如果有，那就是把生活简单化了，所以，并不是什么都能用是非来概括的，“关键时候”它更是乱纷纷的。
王朔觉得我们的生活里没有是非，至少在那片所谓的“灰色地带”里没有是非和道德，我想其原因倒不在于他想拿它们为借口，依仗这些去奉行自己的人生哲学，而是由于他没有能力去对这“灰色地带”进行思考、分析，把应属“是”的、“道德”的因素，和应属“非”的、“不道德”的因素剖开谈清，他没有这种抽象的思辨能力，既然他不具备，那么所有人都不可能具备。
如此，没有了是非和道德，我们就没有了评价，也无需评价，由此任何环境、任何行为都应该接受。
每个环境都是复杂的，每个行为也不是孤立的，来龙去脉，原因多哉！既然这样，那么它们都是王朔意义上的“灰色地带”，就应该被所有人接纳。
我毫无道理骂骂王朔、诬陷王朔，亦无不可——我对王朔既爱又恨嘛，感情上的事，当然更属王朔所说的“灰色地带”啦。
但是，王朔即使已经赋予了我这个权力，我也不会那样做，我遵循人类道德的底线，说出的话绝对要有理有据，从事实、从根据、从理性分析人手，而不轻易想当然地揣度别人、谩骂别人、污蔑别人。
对于王朔，我同样是用是非观、道德观来看待的，自己更要讲是非讲道德。因而，我认为在他的“灰色地带”里存在“是”与“非”，既不是“全是”也不是“全非”，“是”是“是”，“非”是“非”，我能分析清楚。
不光我讲是非、讲道德，世上没有哪一个传统不讲这些东西，决不存在什么“灰色地带”，给人留下使奸作恶的空子。
王朔则是最坚决的实用主义者，像所有底层“游民”一样，“有奶就是娘”成为他那类人的人生“哲学”——如果它可以叫哲学的话。
因此，什么样的环境，在王朔们看来都可能是好得很的：环境就是这样，你就得想办法在这种环境里生存，哪儿有那么多理想环境啊？你适应不了就说这种环境不好，你就绝望，就反抗，最后自杀？那你就是犯了蔑视人类罪！为什么人类非得按你的意思发展呢？这是王朔的高论！
难怪他觉得能像畜生一样比人活得还有劲！
既然他觉得什么样的环境都没有对错，不分高下，那么，“文化大革命”也是好得很的，那种环境也不应该去绝望、去反抗的。
你能戴上高帽，被一帮小年轻拉到街头游行示威，再到高台上挨批遭斗，“坐飞机”，打你骂你，叫你每天写一摞摞检查，不深刻重写，打小儿就写，熟能生巧，以便“走上社会”时能适应，以此为基础才能“干得了大事业”，此后再感谢这生活，感谢它给了你饱受折腾的“幸福”，要知道它这是对你抬举——畜生想受一下这样的待遇，还办不到呢，你能不感激涕零？
有了这个荒谬的理论，王朔才得出一个惊天的判断：
《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颂莲，应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她所处的环境很不错，“这里面实际上不存在一个害人与被害人的关系。换句话说，让你进来是最好的出路，让你要饭去你高兴怎么着？老爷喜欢你，你也得真值得老爷喜欢。你可以用各种手段让老爷喜欢……这是一个愿打愿挨的事。就是这么个环境”。
王朔的哲学，不仅适用于自己，他还想将它兜售出去，举凡人生中的罪恶、腐朽、污毒、无赖、凶残，在这样的哲学面前全已算不得什么大事、要事了，一当这一切都成为你的“环境”、“灰色地带”时，你就应该承受、适应了。
你不想适应？
娇气啥呢？你以为你是谁呢？不就是受点子苦吗？
“给我顶住”！
于是，王朔有了这样的独白：过去我是自私、委琐、心中充满阴暗念头的人，以讥笑人类所有美好的感情为乐事。现在，我不得不承认，我是幸运的，没有权力抱怨。我开始怀疑愤世嫉俗究竟是一种深刻还是一种浅薄？经历苦难可以使人成熟，享受幸福是不是就一定导致庸俗？那些郁郁不得舒展者的恶毒咒骂，已使我感到刺耳，这其中到底有多少是确实受了委屈，而不是更大的贪婪得不到满足？但愿受虐心理不要成为我们时代的一股时髦。
王朔对中国社会的阅历如此肤浅，对人类历史的认识如此低微，却还要到处说话，给那些真正在底层挣扎的老百姓灌迷魂汤，我真“阴毒”地希望他不会写东西，生在一个穷山僻壤的地方，做穷光蛋，上天无路，人地无门，只有这样，他才能明白什么叫“站着说话不腰疼”，什么叫奴才！
奴才决不会“愤世嫉俗”，也不会有什么“权力抱怨”。他们只会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背着主子，对着镜子，看着日渐发福的身材和吃胖了的脸，他偷偷一乐，指着镜子说，“你小子，有种，算混出来了”。
有了这种好感觉，他才断然认为，“那些郁郁不得舒展者”，即使受了什么委屈，也都是因了“更大的贪婪得不到满足”的缘故，贫苦民众都是矫情的，他们都有一股“受虐心理”，“受虐心理”快要成为我们的时髦了，我们这个本来“看上去很美”的时代，有一点乌七八糟，也是这些“时髦”搞出来的，权力没错，过去的历史没错，错在老百姓，他们贱，见谁都摆出“受虐心理”，像真的一样。
看来，“奴才”不必都为权力服务，找一个权门里人充当他的主子，为了金钱，为能维护愚昧无知，也为了无畏地干出凶残的事情，他可以随处都能碰上自己的主子，然后向着主子摇头摆尾！
干起来也不觉有什么不自然，用王朔的说法就是，我肯这样干，就因为“老爷喜欢你，你也得真值得老爷喜欢”！
王朔就这水准还敢牛逼，俨然一个“五四”新文化的真传人！我在多么恶劣的“传统文化”里，也没有找见这样公开、鲜明的奴才主张啊！
在那里，人们至多只信一个主子。王朔可好，他的主子多着呢，不论人、物，只要你对他有利，他就开口叫你“老爷”，然后就是一连串讨老爷喜欢的献媚——真是做“奴才”做不够、做不醒的命！
若他仅止于己倒也罢了，偏又叫嚣什么“这是人民的愿望，作为一个商人，有义务满足他们，用时髦的话说，这就叫双赢”！
兴许自觉到了自个儿的“无知”，王朔的内心确实是忐忑不安的，他到处充内行，四处点炮火，心头到底不很踏实，害怕别人放不过他，这才先抽起自己的嘴巴，写出了《我看王朔》等文章，先行自我批评，揭自己底子，目的是让大家相信，王朔是“一个淘气的坏孩子”，有个什么差失，不必过于当真、计较。
“孩子”嘛，你能怎样？未满18岁不负刑事责任，何况是说了几句玩话？想磕头也不简单，有了“孩子”来壮胆，王朔感到自己就是金刚不坏之身了，能够肆意藐视精英文化及其传统与精神，嘲弄严肃的人文精神讨论等等了。
他是这样说的：我王朔一开始未必是真想和知识分子闹翻，我不是在挑战，更多的是“挑逗撒娇”，以便引人注目。我扮演的是一个坏孩子，“坏孩子才需要更多的关心”；我“走的是梁山宋江和张作霖的路子，造反只是为了招安，目的是曲线做官”。
因此，王朔解释说，他的“反文化精英的态度是被迫的”，所用的方式就是“扬长避短，不具备的东西，索性站到反面”，这样他就不用讲内行话丢人现眼了，他会说“不是咱不懂，而是瞧不上”！
他认为这就是他的“聪明”所在。而当知识分子不明白他的小聪明时，他急了，怪他们“没好好读他的书”，别人把他叫着“痞子”，则“激怒了他”。他以金刚不坏之身，而能动怒，不为别的，只为“痞子这个词把他归人了社会下层……如同一个将军被人家当成了衣着花哨的饭店把门的”。你知道奴才们一时不会或忘的是什么吗？
告诉你，就是他的仅次于主子的身份、地位！他有极强的等级观，对等级上的越位，相当敏感。王朔可以被人误为将军，却不能误为把门的。把王朔称作“痞子”，本身倒不值他动心，只有你无形中矮了他身份，他才会对你真怒。
所以，你不妨把他改叫奴才，满清王朝的奴才们可以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你叫王朔奴才，长了他的身份，他嘴上不说，心里一定对你感激不尽！
也可以称他为流氓，当着皇帝的人，也可能是流氓呢，譬如刘邦，譬如午门外弑兄时的李世民，所以，流氓没有身份高下上的分别。
其实，王朔也真是太敏感，对历史太无知了一些，痞子气不单“把门者”有，贵如朱元璋，我们知识分子向来也习惯称他“痞子”的。有了这样地位的同志，比将军还显赫，要是王朔熟知点历史，懂得把他叫着“痞子”并未矮了他身份，他还不得趴下，朝我们知识分子磕头道谢吗？
话又说回来，即使“磕头”，也不那么容易，也还需要一个外部环境。没有配套的环境，你心里痒痒着想磕头，还跪不去哩。
而且，这环境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它是相当苛刻的。
比如说：
第一，它需要一个安宁的秩序，能让人从容下跪。
第二，需要找一个值得你为他下跪的主子。
第三，主子得拥有一帮像你一样的奴才，不然就无法制订一个制度，来保证你把这头永远磕下去。
第四，为了你的头磕得值，主子还需制订一套奖励、惩罚机制。
第五，你不光只为他人下跪，你还希望别人朝你下跪，如此，就需建立森严的等级身份制。
第六，为了保证等级制的良性运行，还需强有力的专政武装力量。
第七，你要牢牢记住自己在这等级制上所处的位置。
这样才知道见了某人是他向你磕头，还是你向他磕头我不想把条件再开下去了。
总之，奴才就是奴才，不要装什么“坏孩子”。
谁会当你是“孩子”？
四十多岁的人了，靠了耍乖卖呆、打情骂俏、搔姿弄痒，就蒙得过么？
另一方面，王朔这样的人，又不是一辈子安于做奴才的。他的命没有那样惨，他当奴才是为积累“资本”，做个好奴才，将来就能做个好“老爷”，做起来得心应手，手底下才有一大帮喜欢他的龟奴！
要不是存了这样乌暗灰色的心理，你怎么理解他的“老爷喜欢你，你也得真值得老爷喜欢”？
再不客气地讲，把人分等级，只有流氓才想得出——一切流氓“造反”，王朔说了那是为了“招安”，宋江就是奴才的样板，王朔以他作了自己的榜样。
宋江比别人突出一些，也只是由于他的造反，是一桩极危险、庞大的投机或交易。王朔没那种胆学他，但他也想投机，学来了宋江的奸诈术，又还想不承担投机、奸诈所需的风险，出点事挨别人骂几句，都要倍感委屈或愤怒，如此，真要让他成功、如意了，我这种不是流氓的人怎办？
而所有这一切，又岂是“坏孩子”能想得到、做得出的？
泼洒无知细心的人也许会问了：你讲的我全明白，只是觉得你还有一个遗漏：既然磕头都需一个和它配套的环境，难道做流氓就能免吗？
答案若肯定，这环境的特点又是什么？
就我看，答案当然肯定。平白无辜，谁舍得做流氓呀？
做流氓的人，大抵需要的环境就是处身“乱世”，即就是“灰色地带”，感觉一切不稳定，不安全，只除了元宝和钞票。
为了它，在这里没有多少可信度，也没有契约和规矩可循，或者虽有了，却得不到保证，得不到落实，人而不人，且不以为不人。
一帮“畜生”竞逐，需要什么道德、伦理呢？
你就嘲笑吧，戏弄吧，尽情做流氓吧，为达一己目的，什么都去作作假，什么都去交换和买卖，不要觉得这有什么可耻，反要以为这还相当荣光！
做到了这些，你再说一声我多么了不起啊，我的了不起是靠了“无知者无畏”！
当然，真做了畜生，终究不好，那就闷下头做人，学会做“政治工作”，安慰别人，叫他安安心心当畜生，告诉他，让他感觉良好些，你是羡慕他的，他是比你强得多的。要不，你就叫他适应环境！
这样来看，王朔有一点是说对了：我以为作家写什么都是天生的，好作家坏作家之分也就在于一个找着了自己只能写什么，一个还以为自己什么都能来两下。
王朔不是写杂感的料，他明知自己只能写痞子们的生活、爱情、心态，至多再谈谈经历，这方面他还是有点子真本事的，但是后来，他飘起来了，认为也能谈谈思想、文化、政治等一切高深的东西了，谈起来蛮头头是道，确可以蒙住比他更无知的人——这种人在我们这个国情下，还占多数。稍有理智的人却发现了他的到处说不圆，露出了没读过什么书，却又爱讲话的毛病，经常贻人笑柄、贻笑大方！
本来他以为自己已经全能了，写这些东西太容易不过，多少远远不及他的不学无术者也能指点江山，他当然更行。
如此，王朔感到他拥有笑话别人“什么都能来两下”，是自不量力的资本，料不到自己先已把自己言中！
是啊，琼瑶“老了”，三毛死了，金庸金盆洗手早就不干了，张恨水张爱玲也全没了，现在大陆上还能有精力，靠了“卖”发大财的腕儿，非他王朔莫属了，而他又是不在乎别人批评和定位的，他能不抓紧时间，无所畏惧地到处泼洒他的无知吗？
“经验主义”者的王朔，只要生活不读书的王朔，说些什么事才能让人一眼看出自己的无知呢？
该说的都讲得差不多了，人们快把“我”忘了，怎样叫大家还能记住“我”啊？就点评点评同行，骂一骂书卷气十足的金庸，“胡说”金庸吧！结果你知道，“我”讲出来的话又是讹误百出！不过，“胡说”也是好的，这社会不怕胡说，不怕有一位既可爱又坏蛋的“野孩子”出来搅局，怕的是没有人胡说、没有人搅局！而当别人称赞《我是你爸爸》有点像《围城》时，“我”心里头喜啊，“特痒痒”—从这里你能看出“我”的不太大的自信了吗？
没什么底子的无知，敢于胡说的无畏者，“我”，王朔，才有这样不太强的自信，别人谁有这资格？怎样让人一眼看出“我”的资格呢？“我”是有办法的，看看，这舌头下的老茧，这破了皮的唇边，这嘴子里的白色的沫沫。
传过来话了，哥儿们说“我”成功的法宝就是下面这三条：“我是王朔”、“我是流氓我怕谁”、“无知者无畏”。三点一线。这就是王朔——写意的王朔，诚实的王朔，透明的王朔，不作假而是作家的王朔，一个叫王朔的“作家”笔下“顽主”们麻将桌子上的牌，牌名叫“三条”，姓王，全称叫着“王三条”，小名嘛，你叫流氓可以，叫痞子也成，反正“我”想通了，无所谓了，逮谁谁不是？
二、王朔与《我看金庸》
我说王朔的思路、心态、精神很有问题，是从价值角度上进行判断的。从这层面看，王朔的有些主张是不折不扣的流氓主张，那些让他觉得写起来很容易的思想、文化杂感与随笔，经不住辨析，对他来说干这一行是无力胜任，而远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轻而易举的。
但我从这方面辩难他，不等于说这人不是天才，我不是这意思，他还没恶劣到这个程度。
他的心愿是不错的，能力不逮、方向歪了，这样的心愿有时不免要助纣为虐或者好心办了坏事。
假如——假如啊——他安分一点，明白是什么材料，明白自己只能写好小说，尽量少来点随想、不要什么领域的钱都想一个儿独赚的话，那么这个人作为作家——准确地说作为一个小说家，也还是相当胜任的、难得的，他的许多小说亦是达到了极高水准的，其天赋、天才在语言的机变、幽默和细节的感性描写上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发挥；除此而外，他的长处就不太多见了。这样，我一开始才认为王朔的天才只发展了一半，中道夭折。
又因为小说人物的思想、意识不等于作家本人的，小说人物的形象也大于作家所自觉赋予其上的情感、思想等等的总和，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由于这些，只写小说时王朔还可以、也确实遮住了“丑”，把他有关对于知识性、价值性、精神性话题的判断、认识、看法隐藏了起来，即使小说中在这方面多有谬误，但他未作辨别，对它们的态度极为“混沌”，经过文字处理以后你也能当它们是调侃，当它们是正话反说，从而一笑了之。
何况小说究竟是小说，当不得真，它的一大价值就是博人一笑。
所以从这一角度说，小说是遮蔽王朔“无知”的。避孕套、离开了避孕套他直接与本体接触，
他就会“阳痿”！
我若学习他，从纯商业的眼光看，那么，能和他站在一起不至脸红的，大概是金庸，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特别注重“卖”，作品包含的世俗因素很多，能够为最广泛的大众接受。
其间当然有分别，最大的分别在于，他们提供货物的含金量大相径庭。
而作为小说家的王朔，来评点同样是小说家的金庸，拿王朔一个词形容，恐怕叫着“嫉妒”亦不为过。
为什么王朔感到有点不太平衡、要重创金庸呢？
原来他发觉读金庸的人“越来越多，评价越来越高”，抢了他王朔的“市场”。
这就引起他的关注，便找来金庸的书，找来那套《天龙八部》。
“这套书是七本”，王朔是“捏着鼻子”才看完第一本的，“第二本怎么努也看不动了”。
大概王朔进厕所都不喜欢用鼻子呼吸，而把它捏起来。
这一点姑且不去考证，我的疑问是，有了这点阅读，加上道听途说和电视，他就能摔开膀子，大干特干金庸啊？他行吗？
他觉得自己行，列举的理由就是“一道菜的好坏不必全吃完才能说”。
我可以理解他这个说法，毕竟他是王朔，谁也不能以为他不应该谈一谈自己的阅读感受。
可一当你来分析这句话时，你就不能不说他是浅薄的，无知的。
一道菜的好坏，诚然不必等到吃完才能说，但吃菜能与吃书比吗？
好菜、坏菜吃多了都要拉肚子，好书吃多了并不至于，只要你愿意，就没有足够的时候，而“坏书”对不同的人，则有不同的说法——某人觉得“好”的，另有些觉得它“坏”；反之亦然。
即使吃饭和吃书可比，你也要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口味、需要，有人喜欢甜，觉得辣不好，有人相反。
至于傻瓜，他是连马粪都吃，吃起来津津有味的，你能相信他真就感觉它“好”？什么意义上的“好”？对于谁的“好”？别人的“好”你起码要尊敬一下吧？王朔们的饭量小吃不完、能为有限吃不动、口味蛮霸不愿吃……这一切属于自身的问题，他们看不清，不去反省，就说饭未做好，不知从哪儿学来的。不要以为王朔只不过说说而已，我们不必当真，其实他的讲话，是很有点号召力的。“好人”的话往往都有一大批听众。听众们倦于“说教”，在一个习于“说教”的环境里长大，对那些不主张说教、调侃说教的人的“说教”，已丧失最起码的辨，别、判断力，从另一面上麻从、麻木了。
普通人姑且不论，有一名深受王朔影响的女“作家”就这样说过：“我从来没有看过金庸的作品，原来也想买几本来弥补这个缺憾”，现在“下定决心了——我宁可相信王朔的话，不打算看金庸了！”看来王朔的市场是很大的，他的同志是永不缺少的。
在不读书、不主动读书、至多跟着宣传读点子书——在这些方面，我们的作家，也是很有些臭味相投的。他们不知道，我们的脑袋不只是用来指挥嘴巴说话的，说话之先，还得将一些核心概念厘定清楚，否则你的意见就只能是你个人的见解，这样的见解，即使不是片面的，那也是逻辑上不周全、不严密的。
王朔们的脑袋一向“简单”，他们瞧不起厘定或界定，瞧不起抽象的逻辑、知识与概念，瞧不起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根本——批评社会、批评社会强势力量，张扬理想正义，抚慰弱小群体……他们瞧不起这一切，要么就说这是知识分子的“发牢骚”，毫无作用与意义，要么当它们是扯蛋。
当然，他们最瞧不起的，还是干这些事的“知识分子”群体本身！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王朔曾这样说，“我”看人是有个尺子的，“谁读琼瑶金庸谁就叫没品位，一概看不起”。如果它是私下意见，那你怎样讲都行。现在形成文字，面对公众，已经不再代表你一个了，你就要为这样的文字担负责任，接受他人批评。
可是，许多时候王朔意识不到这一点，不讲责任，也不接受批评。他只认金庸的大哥“金钱”，你对他谈责任，他就说你“伪善”。而且，他得罪你、污蔑你可以，你误读了他，他会对你“愤怒”，更别说对他栽赃和谩骂了！
他甚至把人性和正义对立起来，说“金庸的小说浅薄就在于他拿正义代替人性”。
正义是一个正常社会里正常人性的最低要求，一个人如果丧失了正义、是非观，把自己做成个“灰色地带”，那他即使再有“人性”，这种人性都是相当可疑、十分可怕的。
金庸小说所表达的人性深度更是王朔无能望其项背的。因而，王朔对于金庸的批评既立不住又特别肤浅。
当代大陆作家多不读书，而且以不读书为荣，谈起自己的“土”出身，不对此遗憾，反倒是感激的，最典型的就是王朔。
他的不读金庸、瞧不起金庸，既让人觉得可笑，更让人觉得可悲。
王朔自己意识不了这些，他最能出一口气的地方又恰恰是“幸亏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让教本污染头脑，否则……”。
我们的教本问题确实不少，但以教本有不足，而去排斥一切真知与正规教育，强调“无知者无畏”，认同于“无知”，不当它是一桩罪过，不反思造成这种“无知”的社会、体制原因，对知识分子的反思更是不仅不予理解，相反极尽耻笑之能事，这样的人，在我看来他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无知”，一种“罪行”更深的罪恶——它的背后是愚民！
我知道王朔是反对愚民的，但他不但是老作家，也是老“红卫兵”，他在知识问题上搅腾，打着反对愚民、反对说教的旗号，所起的作用却多半是在愚民、说教，这样的老“红卫兵”我就该诅咒他，除非他哪一天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因此，我对他的批评只限于这些错误之上，其它方面，我是尊重他的，他的许多小说我是虚心学习的。
不过，王朔的“蔑视”教育由来已久、由来有故，早在《动物凶猛》里就交代过了。
我可以将这种交代“认真”，虽然王朔一向不大看重这个词，因为这篇小说里的“我”，其经历和王朔本人恰好相近。
他说：我感激我所处的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学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不必学习那些后来注定要忘掉的无用的知识。我很同情现在的学生，他们即便认识到他们是在浪费青春也无计可施。我至今认为人们之所以强迫年轻人读书并以光明的前途诱惑他们，仅仅是为了不让他们到街头闹事。
那时我只是为了不过分丢脸才去上课。我一点不担心自己的前途，这前途已经决定：中学毕业后我将入伍，在军队当一名四个兜的排级军官，这就是我的全部梦想，我一点不想最终晋升到一个高级职务上，因为在当时的我看来，那些占据高级职务的老人们是会永生的。
一切都无须争取，我只要等待，十八岁时自然会轮到我。
这基本上代表了当时王朔的某种真实的心理、想法。
后来他没能当上四个兜的军官，并非由于觉悟了、看透了、“瞧不起”了，而是像他说的，在竞争中失败了，被“甩”出来了。
这一切我们姑且不谈，只以“阴暗灰色的”心态，假定这就是王朔们对于“教育”的高见，从这些话里人们能发现什么呢？
在这里，王朔不是去反思教育失败的真正原因究竟在哪里，而是“反思”教育本身，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不该对年轻人进行教育，更不该强迫年轻人读书，否则就有“诱惑”他们的可能，使他们“浪费了青春”，得不到“空前的解放”，后来一个个全是“傻逼”，没能像王朔们这样聪明，也没有具备王朔们功盖当世的本领！
我觉得他王朔本人不接受教育是可以的，他的父母虽是“百姓”，但中国不就一所“国防大学”吗？父母也许没能力让他顶替、接班，放他出去当兵的本事也还是有的，确信儿子将来做军官也还是不妄的——后来他“没出息”，辜负了双亲，能怪谁呢？
这还罢了，远为可笑的是，王朔们觉得我们把孩子们管起来，“诱惑”他们读书，原来“仅仅是为了不让他们到街头闹事”。
我第一次明白了教育的意义，他不说我就无知了！
幸亏他说了出来，多少人才免于无知。
我从这句话里，也是第一次发现原来我们中国还这样发达，竟至于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全成了“街道”，孩子们一出门就是街道，不然你怎么理解那个“仅仅是”？
这样发达的国家，难怪不必需要发展什么教育——教育有什么用啊，全做“无知”多好！
你学什么东西最终都会忘，即使你不肯忘，每个人不都还面临一个死吗？
死了罢了，你学习、读书有什么用呢？
当然，也许我的确心态阴暗了，见到这些话我不会把它们当真，即使看到他的小说情节有许多地方像金庸的武侠人物那样“出格”，亦不会像他评点金庸时那样去说：
在金庸小说中我确实看到了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那么狭隘、粗鲁，视听能力和表达能力都有严重障碍。
差不多都不可理喻，无法无天，精神世界几乎都没有容量，只能认知眼前的一丁点儿人和事，所有的行动近乎简单的条件反射，一句话，我认不出他们是谁。读他的书我没有产生任何有关人、人群的联想，有如看一堆机器人作业，边读边问自己：这可能吗？这哥们儿写东西也太不过脑子了！一个那么大岁数的人，混了一辈子，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这么乱来？
王朔能这样评点金庸，至于我，我确实没这个胆量。
如果我是王朔，我也不会有这个胆量。为啥？假如我是王朔，我会发现我的小说中不仅让人“看到了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而且还让人看到了一些人们从未所闻的话。
上面那段有关教育的高见即连“弱智”都说不出来！
话已这样，何况情节呢？
可能有人不相信“我”兜自己的老底，其实你稍微有一点“灰暗”心理的话，就能发现，在“我”王朔的小说里，“我”这个痞子勾引起女人来，也实在太容易不过了！大街上随便碰上了怦然心动的一个卖起脸皮上前把人家调侃几句，人家马上就和你相见恨晚了，两个人挂上了；或者，那些女孩子对“我”也太主动，太愿意找个“流氓”做朋友了，不找“流氓”就嫁不出去了。
更为希奇的是，这些找“流氓”的女孩子层次还挺高，大学毕业，而“我”这个“痞子”呢，又太像把他们捏出来、赋予其生命的．“上帝”王朔那样了，都没接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差不多都还是“无业游民”。
这样的女子，像《浮出海面》里的“我”和于晶，《动物凶猛》里的“我”和米兰、于海蓓，《痴人》里的“我”和那位自始至终不知姓名的女友等等。
所有“痞子”，一出场大体都一个昧，最小的痞子是《看上去很美》里的方枪枪，代表了王朔们的童年；后来这痞子慢慢长大，散见于他各个作品里，经历了少年期、青春期、青年期，目前可能正向着中年期奔呢。
现实社会里的王朔，活到四十多岁的王朔，不就是这样过来的吗？从中你不是很能看出王朔们成长的身影吗——这身子只有年龄上的差异、职业上的不同，其它可有什么明显的区别？
我看不出。
如此解读后，我就可以这样批评王朔：他的小说“情节重复”“选料不新鲜，什么什么都透着一股子搁坏了的哈喇味儿。除了他，我没见一个人敢这么跟自己对付的，上一本怎么写，下一本还这么写，想必是用了心，写小说能犯的臭全犯到了”。
我这样批评王朔，他见了兴许又不服，那就用他自个儿揭自己兼作辩护的话讲：我是写自己的那类作家，俗称不大气，视野局限在个人一己之私的。我也没比谁多活一辈子，再写，还是那筐人。过去，写得太零碎，仅仅是一些侧面，也不免情势所限，忽略了很多，夸张了一些，歪曲了大部分真相。
从上面的话里，我们能够看得出，王朔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全理解、原谅，他也希望得到别人理解、原谅这是他的要求、标准，正当而合理；可对于金庸的“不足”——多处的“不足”又那样想当然——他以另一套标准来要求，不予理解、原谅！
对此，他或许并非故意，他的态度十分随便，他说过，他对金庸的批评，也是极其个人化的读后感，无意于进行人身攻击，“但我这人文风确有问题，一贯恶劣，写出来就成了杂文”。因而，“我说好说坏并不重要，本来是很随意的，没想搞成跟学术争鸣似的一本正经的东西”。
这是王朔一贯的风度、气派。
他觉得写杂文骂骂人是可以的，胡说也是允准的，而学术的规矩多，不好骂人，不好乱说。
因此，做“杂文”不像学术研究，不要讲究，讲究多了他就不知如何写了，随意点好，只有随意了，他才可以不负责任——在这事上他不想认真，就希望别人也不要对他认真。
在我们那个让王朔看起来绝对不美的“传统文化”里，曾有一个条目，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文化里也有相近的内容，他们的说法叫做“你不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不该怎样对待别人”，或者叫“你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该怎样对待别人”。这个条目被认为是全人类古来共信、不证自明的“金规则”，可以用来作为我们奠定全球伦理的基本原则。
以此对照，王朔所犯的错误恰恰是这个。
他对于自己的过分理解、对于金庸的过分不理解，同样是不道德的。
这种不道德，过去我只在《圣经》里见过，但人家是“上帝”，耶和华，至高无上，说一不二，有资格、有条件、有能力对别人用一种标准，对自己用另一种。
王朔是什么呢？
是人，平平凡凡的人！你的话语权有了，四处滥用，却不能像“上帝”或者专政君王那样，拥有垄断所有话语的霸权。
没有这样的条件，就会有人站出来唱反调，骂骂王朔，让你干急。
具体地说，王朔的小说里到底犯了些什么“臭”呢？
他写得不错的《浮出海面》、《动物凶猛》等作品问题都已不少了，即使是那篇哄知识分子高兴、也令我心头激赏不已的小说《我是你爸爸》，往死了去抠，也不是不能怀疑：那个叫着齐怀远的女人太“骚”，不大注意女同志的庄严形象，和那个男人马林生进人情况太快。做儿子的那位则显得太成熟了，思想、观念那么复杂，“智商”之高、辩才之胜，真不像个孩子，起码不像是肉身性的存在，而是特殊材料捏起来的。
至于《看上去很美》里的“我”方枪枪，有时就更不像个儿童啦——这孩子心理、智力发育太快，而且从小就痞里痞气的，做缺德事比二流子还老练百倍，金庸笔下的人物韦小宝在儿童时期也没有这副嘴脸。
何以见得这孩子早熟、发育太快？
比如，这个保育院的几岁小毛孩，对人们的“屁股”就曾发过这么一段感想：屁股多老实啊……那么腼腆，不爱声张，默默地为我们做好事：承担我们的重量，排泄我们的肮脏；从有限的口粮中节省出那么一大块脂肪垫在下面，使我们身上有一处容许人打又不疼的地方，走到哪儿都像给自己带着个沙发垫儿……我对屁股充满歉意，觉得自己深深得罪了一个多么善良忠厚又谦虚谨慎的好屁股。我抬眼去看所有人的屁股，都严严实实包裹在结实的布片里，或扁或鼓——这一定是好东西。
按理说，这种年龄的小毛孩思考问题达不到这样的深度，怪有哲理意味，王朔生怕别人不知道这孩子聪明得过了头，又特意补上一句：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屁股除了这些好处以外，还有不少，“譬如：遇到地震给压在房子底下多活几天燃烧的能量。”
小说家王朔，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常识性的错误、违背人性发展之时序呢？
我看理由只有一个，这就是他太重视讲话了，一陷进小说创作中，嘴皮子就闲不住，兼以过日子紧巴巴，不得不言语泛滥，凑字数卖钱，或者为讲话而讲话，卖弄他的无所不知。
若单就讲话而论，王朔所说的那些话，还的确是表见了独特的语言天赋，在这方面他多多少少也比较自负、不服旁人。因此，当他的朋友对他说金庸小说的一大特长就在于文字上有一种“速度感”时，王朔不以为然，他说那怎么能叫“速度感”呢，它们“无一句不是现成的套话，三言两语就开打，用密切的动作性场面使你忽略文字，或者说文字通通作废，只是一个临摹画面的作用。”
进而，他批评金庸的文字，说他的浙江话、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老金大约也是无奈，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这就限制了他的语言资源，说是白话文，其实等同于文言文。一个作家，对汉语言文字毫无贡献，还不如去做个排字工。”
对这些，我真有点疏懒下来了，觉得它们不值得我来批驳。可是不彻底批倒王朔的这些谬论，未来的作家也许会像王朔一样，误以为写文章、玩语言真的不必读书，只要在大街上转转，回了家就可以信口胡来、信手胡写。
所以，我这个从不说教的人，只好硬了头皮“说教”一次，负起让王朔们极力反感的“教化民众的大任”，扯个蛋出来，并且“非要把蛋扯个大原则出来”，叫他“最恶心”一次。
首先，作家是干什么的？他们的职责难道仅在于对汉语言要有点贡献？没贡献就不行？作家贡献的大小应以他们在语言上的成绩来排定？
这样刨根追问下去，远古那些发明汉语言的人也就成了最好的“作家”？发明第一个字的人，就成了最优秀的作家？
其次，金庸生于浙江，在说广东话的香港发展事业，他可能用过这两地的方言，写文章却不然。我没见过山西人就得用山西话写作，其他人同样；去国外以后，他们当然更不会用方言写作。金庸的文字既不是浙江话、广东话，也不是王朔所谓的文言文，而是十分地道地继承了明清小说的精致的白话文。
金庸自己也表示过，他的文字是经多年努力炼出来的。
那份清淡、古朴、典雅的书卷气和幽默，活着的大陆文人谁与比肩？
我看难人能比！
死去的倒有几个，一是老舍，一是钱钟书，一是林语堂——再排下去，他王朔也不在其中。
为什么？不读书嘛。况且，语言不过是人类抒写性灵、思情的工具，越是成熟的语言，越不需要你对它们有什么新的发明，而在于你如何将它们码得好看。在这方面王朔是过关的，金庸至少没比他做得差。
所以，仅就语言的“工具性”论金庸、王朔二者的优劣，我们说他们各有所长，但语言不只局限在工具层面上，它的主要功能在于达到认识、交流或娱乐之目的。
从这方面看，王朔和金庸的差距，俨然一个在地，一个在天！
金庸是讲是非、明理知事的人，博古通今，读他的书我们能够正向性地提高自身对于历史、人性、社会、文化的悟性，增强进取、奋争的信心与勇气，心头总是燃烧着一点理想的光火，它温暖我们的灵魂，至情而率真，在苦难的人间世，活得更像个顶天立地的人。
王朔的文字给我们什么呢？
是灰色，是冷酷，是永远没有希望的荒原，是纷乱无序，是茫然无解，是为无聊而无聊的“幽默”、调侃，是玩“笑”丧志，是反理性、无是非、反道德、不信仰，是除了王朔处身的现世环境再无其它的狭隘的小天地！
这样的天才也就成了“负面”性的！
学过数学的人全明白，二维空间的数轴分正、负两极，正极上越远者数值越大，负极上越远者数值越小。
如果说从认识价值来看，金庸是“正极”意义上的天才的话，那么王朔就是“负极”意义上的天才，后者的天才越是充分发扬，距离人类的正确方向越远——这就是王朔们值得批评的意义所在！
当然，金庸并非是不可批的，一旦文章发表，它就失去了其私有化身份，成为公共性资源，具有了公共性的认知价值，清理谬误，留下真知也就是批评家们责无旁贷的责任，因此任何人的文章都是可批的。我也已经对他和他的作品做过了批评，这里就没必要把它们再说一次。
至于金庸小说里的“宣扬”暴力、滥杀无辜，只要是智力正常的人，谁能将它们当真呢？
金庸本人也不是没有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告诫道：不必过于推崇武侠，武侠只是小说的一种；年轻人要严肃紧张，个人风格不能像《笑傲江湖》里的主人公令狐冲，一味追求“潇洒”，因为学生将来要服务社会。
“小学生看我的作品主要是看故事。但最好不要看。因为武侠小说是浪漫派的书，不真实。小孩子尤其不要看《鹿鼎记》。韦小宝太坏了。”
所以，金庸小说的阅读对象是有严格限制的，这个限制就是，你要有理智和心灵上的成熟，具备了明辨是非的能力。
我特意将这一点拿出来说，是因为金庸的小说确能迷惑许多青少年，其时他们各方面都没有成型，悟性不到，认识偏颇，性情动摇不定，可以也经常把想像的世界当成了真实的人生，去反对秩序、反抗社会，有破坏而无建设。
我就遇到过一位高中女生，看过电视剧《鹿鼎记》以后，对韦小宝崇拜不已，声称自己想嫁给这个“坏蛋”。这是受者的问题——者的不足不能成为作者的不足。
做文章的人考虑的只是作品本身，假定了读者像自己一样，也都是些正常的成年人。起码对于金庸来说是这样。
如果面面俱到，什么层次的阅读、观看对象都得考虑，那我们的作家，将写不出一个字！
因而，苛求一个干实际工作的人，可以；苛求一个作家，许多时候行不通。现实的实然，不可以推定做想像的当然、应然。
金庸的“不足”如此，王朔自己的许多小说何尚不是如此？
他的小说就“真”吗？“过脑子”吗？
在这方面，他比金庸差多了！
人家始终定位在娱乐上，王朔有时给知识分子骂急了，也会装正经，写一点不那么商业化的东西，意在说明，不是我王朔写不出，正经的我能写，就是不屑，就是想装坏，和你们知识分子捣蛋。
他允许自己胡来，对于金庸的远不是胡来的创作，却横挑鼻子竖挑眼，从一个嬉皮笑脸的“痞子”，呱嗒一声，将脸帘子落下，刹那间变作了正经，站到我们“知识分子”这边，俨然成了个最大的“知识分子”，担起批评别人、教化大众的责任了！
我不是说王朔不该批评，而是说你不搞批评则罢，搞批评就要定下标准，划个道儿出来，一视同仁，不要左手拿着打人的棍子，狠狠地给别人一个闷棍，右手伸出去微笑着和人家套近乎，让人觉得王朔“真诚”，王朔打了人，虽然没什么道理，但就是左手痒痒，别人得谅解，既不要计较，也不要还击，还要知道给一棍子心里头是疼你。不疼你，我平白无故为什么打你？痒痒了怎不打别人、单单只打你？
有了对于王朔的这些认识后，我另外得交代的就是，我所说的金庸、王朔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也是从成年人的欣赏角度说的，否则这个分判就不太严格。
需要说的是：王朔的这些文章其“缺陷”、荒唐是极其明显的。既然这样，它们又为什么能够这样顺利地出来呢？难道我们的编辑、我们的出版社像王朔一样无知又无畏？出来以后它们还这样出人意外地畅销，这说明了什么？
进而，为什么我们这块土地上只热衷于进行无根无据的“酷评”？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只流行一些名流们时髦的胡说？难道我们真已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非得坏出个水平、档次来，大家一齐迷住了才罢？
仔细思索，我发现这一切的背后，是“钱”这个使鬼推磨的东西在作怪。
为了它，我们希望来一点轰动和胡说；为了它我们也可以闭了眼听任这些名流的妄说；为了它我们还应该把所有宣传媒介调动起来，对这些胡说、妄说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吹，引来一批又一批的听众。
而这块“灰色地带”上的听众，多半是傻呵呵的，整日做着名流梦、金钱梦的，它最不宜生长的是理性、良知、道德、热爱等等，这样，才有了那么多的造谣、信谣者。
这是我扯出来的一个“蛋”，王朔尔等以为如何？
不论在这件事上王朔是如何想的，对于他的许多畅销小说．我觉得王朔自己大概早已作过评价了。
他在《我是你爸爸》中有一段可以拿来对其总评一下：那些“可读性很强的小说，任何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能毫不费力地读懂它。但这里有什么呢？空无一物，只有精心编织的情节和经过概念规范的人物，尽管那些对话很精彩很俏皮，但没有一句是发自肺腑的。
作者给了我们什么？什么也没给。至多是很吝啬地流露一点实感，其余都是矫情。布娃娃再漂亮也没有一个丑孩子嘴里的那口热乎气儿……”
王朔给我们做的“布娃娃”包括《一点正经没有》、《痴人》、《千万别把我当人》、《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等。
最为致命的是，从总体看，王朔小说内容、情节、人物、性格、对话上的“重复”、单一败坏了我们的口味，少数几篇做得不错的小说，其可读性因此受到影响。
在那里，人物的世界何等狭窄，人物的心态何等相似，满世界都是些游子、“痞子”，而所有的“正经人”全被这种游子、痞子们耍了。当它们单篇出现时，尚不明显，只有全部摆在我们眼前时，这单调才一下子变得那样突出。
这就是说，在王朔那里，再“好”的人，不知不觉都会带点痞性，他为知识分子所做的那篇小说《我是你爸爸》中，人物也没能逃开这种痞子味。那个做爸爸的马林生，对于来他书店买书的年轻女孩子的“勾引”等，就流露出这样的意味。
难道不如此小说就不好卖？并不尽然。
我想，主要是因为王朔的生活圈子特别有限，他是大院里的公子哥儿，对于这样的院子，我知道它仿佛就是“世外桃园”，很能把一个人局限了。
加之他那点残缺不全的教育和对历史等等的一知半解、隔岸观花，造成了他阅历与思想方式上的狭隘、偏执；老红卫兵血统未作根本清除，进一步养成了他那种似乎满不在乎，实际上是北京小人物谋生时玩的小智慧、小伎俩之心性——但凡批别人之前，他总要先抽自己的嘴巴，以防外人打他时处于被动地位，所以，满不在乎的背后，其实是很在乎的。进而，它向我们透露在王朔的精神、意识深处并无什么宽容，他更不解现代意义上的“宽容”究为何物；后来生计上的不易又把他抛进严酷的纷争里，商人之本性日益显赫，当“作家”也是奔着钱财去的。
所有这一切混和起来，又使王朔对于物欲过分“贪婪”，不能养成终极意义上的形而上超拔境界，一当面对自己不能认识的东西时，又不懂遮羞藏丑，像余华谈到他的时候所说的，“挺真诚”，结果赤条条上阵，丑态百出、丢人现眼得那样理直气壮，把其他“小丑”全给比下去了——在这样的情势下，王朔像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也就免不掉了！
有了上面的分析，依照王朔作品里表现出来的趣味、意识，若是硬性地给他划一个“阶级”成分，不妨称之为“资产阶级”——王朔意义上的“资产阶级”。
据王朔自己讲，“中国资产阶级所能产生的艺术基本上都是腐朽的，他们可以学习最新的技术，但精神世界永远浸泡，沉醉在过去的繁华旧梦之中”，这样我们就有了像王朔那样的疑问：他们莫非都在努力证明自己是“短命的”？
幸好王朔的年龄还不太大，他也不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心灵深处的确是诚实的，见识上不去没关系，已有作品的短命亦无足叹息，今后怎样做那才是要紧的。
所以我才想在这儿把郎吉努斯《论崇高》里的一段话献给他，所有的“资产”、“非资产”“阶级”无妨共勉：究竟人才的败坏应当归咎于天下太平呢，还是更应当归咎于那无穷无极、占住我们全部意念的战争呢，还是进一步归咎于今天兵临城下、围攻我们、蹂躏我们、霸占我们的情欲呢。要知道，金钱的贪求，（这个毛病，目前我们大家都犯得很凶）和享乐的贪求，促使我们成为它们的奴隶，也可以说，把我们整个身心投入深渊。
惟利是图，是一种痼疾，使人卑鄙，而但求享乐，更是一种使人极端无耻、不可救药的毛病。人们一崇拜了自己内心速朽的、不合理的东西，而不去珍惜那不朽的东西，上述的情况，就必然会发生。他们再也不会向上看了；他们完全丧失了对于名誉的爱惜，他们生活败坏，每况愈下，直至土崩瓦解，不可收拾。他们灵魂中一切崇高的东西渐渐褪色，枯萎，以至于不值一顾。
在这样多灾多难的时代里，我们还能盼望有这么一个不偏不倚、不屈不挠、富贵不淫的批评家来批判地接受那些可以永世长存的伟大作品吗？
三、王朔与《我看老舍》
王朔不仅写了《我看金庸》，还写了《我看鲁迅》《我看老舍》等。他每看一次就要闹出许多笑话，把自身的“无知”暴露得相当真诚。
在他谈论同行们的那些话里，一多半是相当决绝的，要么“是”要么“非”，“是”与“非”无可调和，这的确得益于“左翼文学”的熏陶。而他接近同行们的方式也比较古怪——他是下死了决心不想看别人书本的人，实在要读一读的话，碰见气味和他不投的，大体上也都是看不完就认定它们不好，轻易地满盘否定掉了。
对于老舍，他依然如故，把许多复杂的事情混起来谈，谈得那样轻率、武断。
他甚至认为老舍自杀的原因在于我们太在乎作家人格的完整了，“说惯了大话，把自个将在这儿，逼得很多人东西没写完只好去做烈士”。
既然这样，王朔就问：“这个人格对作家真那么重要？简直无可选择，要么留取丹心照汗青，要么活着也是行尸走肉？”
他觉得要是让他选，绝对会取后者，认为前者不可行。因而，他不必为这么一个虚假虚妄的、外人相加的“人格”轻视了自家性命，只有放弃“人格”，极力忍住，学司马迁，即使被皇上骟了，也不急着死，而是写出象样的东西，他觉得这才是上上之举。
老舍呢？他如果不是傻逼那至少也算个傻冒，死得太急，太想当“烈士”，太想着“留取丹心照汗青”，结果那部只写了八万字的《正红旗下》未能写完，由于这，现代文学史才显得“这么寒碜”。
要知道“作家的命运是沉浮不定的，作品都是活着的时候写的，要产生伟大的作品首先的条件是让作家活着，别老拿生死考验他。死亡，无论多么悲壮，也是对写作的打断。老舍，如果他偷生在人间，难免不负出人格做代价，但也就有了机会和可能写出真正伟大的作王朔的话无异于在说，老舍见识太浅，值得我们诅咒，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坏的榜样，不及他王朔现实，“烈士”虽然做上了，一颗“丹心”也留给了“汗青”，但那是徒有虚名，完全上当受骗了！上谁的当、受谁的骗？
王朔告诉我们：我经常听人讲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必须要有一些写作之外的先决条件，思想性啊，责任感啊，对巨大事物的关怀啊，说来说去似乎都在强调作家的人格，许多作者本人也纷纷咬着后槽牙说：创作拼到最后就是拼人格。
所以，使老舍上当受骗的，是那些“缺德”的批评家，他们就盼着中国作家都当“圣人”。结果，老舍“是拿死拼出了一个人格，但这可以同时提升他的作品的意义吗”，“老舍人格伟大，能说他的作品也就当然比其他苟活下来一身污点的老作家更伟大吗”。
在文革那个“不道德的时代和更早以前”，我们的许多近乎纪念碑式的人物，“都不分先后的做了丑恶表演，你搞我，我搞你，其下作还不如今天监狱里关的那些刑事犯”，他们算是苟活下来了，虽然已经没什么人格。
这样，老作家们就被王朔“一分为二”，“一方面可做绕纸柔一方面又都是暴脾气，软，软到人尽可夫，硬，硬起来便一头撞死，都不把写作当回事”。“中国作家吃亏就在于人人不老实。”因而，“死，只能成全一个伟大的作家。忍，没准能忍出一部伟大的作品。”
看来，“人格”对一个作家，尤其是对一个伟大的作家来说，真已可有可无，不必把它当一回事。
不要了“人格”，作家岂不什么也不是了？不要紧，这些什么也不是恰就是王朔极力主张和提倡的。
他说：我愿意将来有一天，我们谈论很多伟大的作品，谈到这些个作家，都说“真不是个东西”，而不是相反。
我能理解王朔这样说，用心不坏，只不过他从一开始就说错了，错误贯彻始终，对老舍的评点及其借题发挥也就纰漏百出。
顺着他的意思，我的第一个疑问是，老舍的死是不是真像王朔说的，是因为上了批评家的当，要去维护自己的“人格”？
除了这个，他就没有不得不死的原因吗？倘真这样，批评家也实在太厉害了！
在我们悠久的历史上，伟大的作家多不得意，起码不能像二流作家王朔们那样在世时活得滋润风光，对于社会，他们都是热爱的，但往往饱受“打击”。他们饱受打击的原因却决不是因为太有什么“人格”，这只是一个结果，是许多结果中的一个。他们不得意的真正原因在于离政权太近，统治者的荒淫、刻薄被他们瞧见了，老百姓疾苦又太深太重，有了这个铺垫，他们才表现出令王朔们鄙夷不已的“人格”、“责任”等意识，并有了对于“大事”的自觉关怀，从而思考了，具有了一些“思想”，创作之时，这些东西又极其自然地表露出来。
反之，如果没有百姓的苦难，不需要同情、抚慰、吁请、呐喊、启蒙、抗议……世界“看上去很美”，作家的“人格”云云当真是一文不名！
司马迁不死，有他不死的条件和理由，他的条件是自己的人身、大脑还是自由的，允许读书、思考、写作，写的又是“历史”，发发牢骚亦非直接，而是曲折、委婉、隐藏的。所以，他写作的理由是为了留下一部彪炳千秋的巨著，另一点就是“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老舍选择了死，有他不得不死的条件和理由。
这个条件就是，他无法思考了，他的创作只能写“旧社会”的黑暗，或“新社会”的美好——细节上可以千变万化，大框框却受到了极其严格的限定。
有了这样的限定，他就有了不得不死的理由。
这个理由就是，对于那个标榜为“新社会”的时代，他已经无法认清，从而彻底绝望了——先是对整个社会的绝望，再就是对自己写作心态、写作能力的绝望。
一个作家，一个优秀的作家，认不清自己处身的社会，没有一个清白的心灵，精神被种种外在、内在的框子圈住，这时，他再有能力，也已发不出来，不然只能口是心非了！
“口是心非”对于王朔这样的二流作家，也许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因为他是个极其实际的人，很识时务的人，这种人做人是没有底线的，灵活应变的，他们真是太灵活了，时代、环境变了个一，他们立马儿比它变得还快，变作二，变作“二百五”。
最起码也要像《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女主人公——“适应”了再说。而这时候你的老实巴交，老舍的不知道与时俱变，王朔说了，那叫犯了“鄙视人类罪”。
这样的罪名很大，比“反革命”还严重。
“反革命”不过只属于民族国家，不知道“适应”却是和整个人类作对。
王朔的语言坑人，泼给老舍的污水还算小吗？
他不清楚，“哀莫大于心死”，心灵已死的老舍像海明威那样，感到活在世上已经一无作为，生不如死，这才能毅然决然地自尽！如果不绝望，如果老舍确信自己还能有信心保持一个虽说屈辱，但却平和、实在的心境，那么他一定不会像王朔认为的那样“傻逼”，他会写完《正红旗下》，给王朔们一个说法的。
看来，一个绝望的人，他可能在乎自己的“人格”，但“人格”决不是最紧要的。司马迁的不死，你不能说他毫无“人格”，苟活了。同样，老舍的死，你也不能说他太要“人格”，不知轻重，不懂得像王朔们一样能够权衡利弊。
因为这压根儿就不是一个可以权衡利弊的问题。历史学家在解释这个时代时是这样说的：
心理学家能够解释失落感、持续的不安全感、紧张感与持久的疲劳感和反复的灌输相结合是如何能够泯灭个人的内在个性，并且制造出巨大压力，对于许多人来说，惟一能够逃避这种压力的途径是屈从于权威。老舍不在上述“许多人”之列，也不属王朔父母们那种特殊包装和身份的幸运儿（军官），当他置身其内认清“权威”的实质，明白身周的一切后，他绝望了，自觉选择了不屈于权威，选择了死亡。
至于作品伟大性和作家人格的关系，那是又一个问题，一个确实重要的问题。王朔们没有多少“人格”，或者说对“人格”一类的东西满不在意，这才写不出伟大的作品——他们自我感觉良好那是另一回事。
这就是说一个作家，生前无论产生过怎样大的轰动，受过多么高的荣誉，得到了如何厉害的赞扬，我们也不能据此以为他的作品就一定优秀。“一些假光彩，风格的新奇，一种时髦的耍花枪式的表现方式，都可以使一些作品行时；等到下一个世纪，人们也许要睁开眼睛，鄙视曾经博得赞赏的东西。”
那么，怎样的作品才不过时得很快、赢得一代代后人的赞美、最终成为经典之作呢？我说不好别的，但敢肯定，王朔类缺少“人格”的作家作品不在其中。
王朔们缺乏人格和深度，照理不该受到我的责备，每个人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他拿自己作品的浅薄无聊，来抵制“人格”，反对作家“做人”的重要性，背下里又是在张扬、鼓吹他那种流氓习气和作风，所有的观点又那样似是而非，看不见芸芸大众的苦难，仅为一己之利振振有辞地辩护，轻视责任、思想，什么都不想背负，什么都想嘲弄一番，像大气一样轻盈潇洒，也像大气一样浮薄无味，这是我不能不批评他的来由。在我看来，这样的人也只配浅薄、无聊，他那心灵的内在听力极差，只有一对敏锐而贪婪的眼睛和追求奢华享受的能力。苛刻点说，这样的人才真是“死”了。
老舍的死是肉体的死，至多已经停止了思考；王朔们的“死”是活着时就开始的，是一种更真确的死，这种死是人性的蜕化与泯灭，是思想、参与、行动上的天亡——他们向着无意义、无价值的那部分世界彻底缴械投降了！
王朔又把老作家分为了两类，一类软，“软到人尽可夫”，一类硬，“硬起来便一头撞死”，认为他们能有这种表现，原来都因为两者“不把写作当回事”。真这样吗？
老作家就没有像司马迁那样忍辱负重、写出了流芳百世的著作？
《管锥编》不是吗？可能王朔要说我读不懂，而王朔读不懂的又大抵是不入他法眼的。所以，他一向以自己的读不懂，来说明人家是狗屁。
况且，作家们的“硬”与“软”，岂是由于他们“不把写作当回事”呢？照这样说，就只你王朔才把写作当一回事了？
而司马迁的“迁就”、隐忍，在王朔看来说不准也是“软”，软得“人尽可夫”呢——他只学了点初等算术，除了“一分为二”，当人为鸡巴，不是“软”就是“硬”。
以外，还能有什么更高明的分划办法呢？
当然，王朔说老舍有他的条件，这就是他们的北京话都讲得特精彩。读王朔的那些不错的小说，除了欣赏他的语言以外，我的心头也时常有一种酸溜溜的意味，为人物的生存境况打动。
那些人吧，多半太识时务啦，该憎恨、反抗时不怒不怨，逃得远远的，这是一种人；另一种人则是特玩世，对什么都满不在乎，调侃着、嬉戏着，一半是幽默好笑，一半是苦涩无奈，而所有人都同样无聊，除此而外，他们就没有多少“生活”了。
或许王朔的兴趣仅在于这些。
他说一进入写作状态后，脑瓜儿里的词儿就噌噌的往上冒了，“写小说最吸引我的是变幻语言，把词、句子打散，重新组合”，“小说的语言漂亮，本身就有极大的魅力”。所有的语言又都是活生生的，主要从各行各路流行的口语里来。借助最多的则是“城市流行语”。后来，他摸到了这些流行语的规律，根据这些规律和故事发展的气氛，王朔编了一些貌似口语化的东西，比较粗糙，它们和老北京的方言已经大相径庭。真正的老北京方言只在老舍那里才是地地道道的，它们连王朔也听不懂了，现如今只有胡同里的老人才讲，因而经历了一个“从活到死”的过程。
不过，王朔所说的流行语，绝大部分倒是市井卖浆者的玩话，用他自己的一个说法叫做“一点正经没有”。
这些人特定的背景身份限制了他们的视野，同时也限制了作为作家的王朔：在这些语言里，有的是机智、俏皮，游里游气，一切都那样滑不溜秋，所有的人都在为讲话而讲话，没有任何其它目的。所以，他的小说是为语言服务的，语言是王朔小说的中心与核心。虽然达到了“让后人知道这会儿的人是怎么说话的”这一王朔为自己规定的最高目的，但是，别人读小说的主要目的一定不在这里，否则听侯宝林的相声更为痛快，何必劳心费神？
而且，王朔的语言看多了就显得重复、罗嗦，摸到了“规律”也许是桩好事，可是有了这些规律，出场人物的讲话就一个调子、模式、味道了。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调子、模式、味道呢？在我的感觉里，只有一个，即就是“痞的”。
所谓“痞的”，指的就是一种坏的意义上的机智、幽默、游戏、讽刺等等，至少它们是不积极的，使人沉沦更快、无意于引人向上的。设若它们有感觉，那么它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态度就是完全、彻底地融进去，而不论世界如何可恶，它们都认可它、接纳它，在认可、接纳的前提下，来点小幽默、小调笑、小嘲弄、小游戏，不痛不痒，也痛也痒，无伤大雅，虽“生”犹“死”地“活着”。
在这方面，老舍和王朔决不相同。他的人物遍及各阶层、各行业，语言为小说服务，无关紧要的话即使再好也很吝啬，不让它们挤进来抢夺空间，喧宾夺主。每一句话绝对有所指向，里面包含了人生智慧，针砭时事、人情切情人理，内在的精神是严肃的、认真的、充满了对于小人物的挚爱与同情心的。所以，他的语言很少让人产生如王朔那样华而不实的浮滑印象。
这样的语言在王朔看来已经“死”掉了，但是，它们借助于老舍等作家的作品而得流传，虽“死”犹“生”。
它们对于我们的影响也就是积极意义上的，能够引人上进、驱人奋发的。
看来，北京话像书面语一样，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云跌荡后，从雍容华贵、精致典雅，流变到王朔那里，也就成了内部空洞、痞味十足。
这是与社会发展同步的，是我们时代的副产品之一。
因而，口味迥异的王朔欣赏不动老舍、金庸的语言也就在我们意料之中。
四、王朔与王小波的分别
王朔与王小波本不可比，他们走的是两个极端：前者轻视理性，张扬“无知”、愚昧，与“资产阶级”“腐朽”趣味采取决绝不容的态度，实际上也就全盘否定了西方文明；后者推崇理性，把理性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容不得任何疑义，“理性”又代表着西方文明，东方文明中向无这类东西，推崇理性、向理性拜倒，也就是彻底认同西方文明，骨子里完全否决东方文明。
这一分别是与二人的学养分不开的。
王小波接受的是最正规的科班训练，“文革”中也曾中断学业，但总算后来努力，把尖端科技技能、知识补过来了。
然而，先天不足所限，他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在我看也是一知半解的，“文革”中各类人物丑态百出，把我们文明里最阴暗的东西，都抖了出来，并将它们发挥得淋漓尽致，极大地影响了一代知识人对于传统的情绪，厌恶了这个传统，有意排斥这个传统，把这个传统的缺陷在头脑中无比放大，因此拒绝学习、了解、掌握；加之在西方的生活阅历深深地刺激了他，使他知道了，在我们当下这个社会，最缺乏的不是无知、愚昧，恰恰是不无知、不愚昧。
如何不无知、不愚昧呢？他没有任何商量余地地极力主张全盘西化，学习人家的科学理性、科学精神，以此改变我们无知、愚昧的状态。
这样，他就把人按智力高下分成不同的等级，王小波比他的傻大姐“高等”——智力高等的优于智力低等的；非仅如此，不同的文明之间，也产生了差别——西方人全好，东方人全癞，东方的过去虽然伟大，但已过时。
因此，在他那里，多元的文化，变作了一元的世界，依照不同进程发展的、不可比拟的文明之间，也仿佛真像有了胖瘦。胖子是我们所要的，瘦子是我们所弃的。
可见王小波的“迷信”科学、“迷信”理性和他的惟科学、惟理性精神一脉相承。这传统诚然为我所缺，但自身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它怀疑一切，只除了自身，万一发展到极端，就是“惟理非人”的法西斯主义、罗伯斯比尔主义——为了某种理性、精神，为了某个名词、术语，我们可以被教唆起来，堂而皇之地举起杀人的屠刀。
开初到达美洲大陆的文明人智商极佳，希特勒的智商一定不低，日本人的智商也不是不高，蛮夷不化的印第安人、智力低等的犹太人、老而弥昏的中国人，就应该接受那些智商很高、“文明”之邦的人们的“改造”，“优化”血统与种族。
完全拒斥所有的传统道德和伦理，轻视人性组合中与“理性”悖离的那部分必要性因素，看不到理性带给全人类的也有负面性影响，尤其是看不到由它的物化品——“科技”力量“改造”世界后所带来的自然、精神双重生态上的严重失衡，那也是一种麻木和愚蠢！
即便如此，即便王小波的论辩方式难免偏颇、许多方面有待商榷，可他的“方向”是没错的，企图消解无知和愚昧的，由于这一点，我不能不在尊敬他的基础上批评他。
王朔不同，在这些问题上他压根儿就没有鲜明的立场，他的一“穷”二“白”注定了他的混乱、他的不学无术。
当然，说王朔没有“立场”也许他并不信服，他是有的，他的有关“知识分子”的“立场”就是全盘否定，进而，他否定我们的高等教育，否定的理由依旧来自于自己的经验和以偏概全、甚至连“偏”也谈不上的想当然！最终维护的是无知、不读书，背下里则是对以书为生的全体知识分子的嘲讽、戏弄。
假如这里面能够扯出个什么“蛋”来，那么我觉得那就应该是知识分子“臭老九”的身份，并非平白无辜地来，更没有平白无辜地走，它深深地扎根在王朔那样子的“草莽”“游民”的意识和心灵里，影响了、并将『进一步影响我们这个本无什么尊敬知识分子传统、视知识分子为“工具”“奴才”、依据“工具”“奴才”的标准来培养知识分子、玷污了“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的真实形象的国度！
他是这样说的：“我以为中国高校的人文教育其结果不过于训练出一班知识的奴隶。看看那些教授及其高徒写的文章，无论他们把话说得多绕嘴多不通顺，一句话是很明了的，那就是卫道。”
人文学科如此，那些以“概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自然、社会科学更如此。
王朔说，“知识化的过程就是一个概念化的过程，从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一个机器的过程”，读书多了，“久而久之，对生活本身失去了热情，甚至产生轻视的情绪，习惯于只去想、考虑一些更深的问题，殊不知通往这些问题的阶梯都是由概念堆砌的，一旦步入其上，就再也难抽身”。“概念这东西有它鲜明的特性，那就是只对概念有反应，而对生活、那些无法概念的东西则无动于衷或无法应付。概念的另一个特性就是它组成了很多伟大的字眼儿，经常使用这些字眼儿会对人产生强烈暗示，以为自己进入常人无法企及的境界，离真理更近了，进而有了阐释言说真理的强烈欲望。”“概念的第三个特性是每一个概念都可以多解，你说的越肯定引起的争议越大。概念化的人都像白痴一样听不懂人话，越简单越听不懂。”
两个概念化的人是没法儿争论的，争论到最后，你会发现他们拥护的是同一个概念，反对的也是同样的东西。
他们何以会如此隔膜呢？
原来他们并非真有什么概念之争，而是借助它进行人身攻击。这样，概念就有了第四个特性：“从概念出发划出的曲线是一路向下的，最终到达下流。”
概念既然这样可恶，王朔乃说：我没能抵御知识化即概念的诱惑，在知识（概念）面前失去了自我，像别的人那样“净身当了个太监”。“我毁了。我的语言完蛋了。”它那样拗口蹩脚、杂乱晦涩，全是受“概念”影响太深，“我为自己从思路到文风的知识分子化感到恶心”。
对于这样的“堕落”，王朔进而又说“我曾经想靠讲几句粗话和挺身叫骂阻止自己的堕落，可笑的是我在大骂知识分子时发现自己只有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上才骂的出口骂的带劲儿”。
王朔上面这些说法究竟有没有道理？如果有，具体体现在哪方面？如果没有，如何错了？
先声明一点，他错得离题、出格。
这样不客气地对他的话下结论，并非因为我拥有什么既得利益，他得罪我了，才如此和王朔过不去，只是为了澄清是非。
再透个底，我是那种最符合王朔所说的被正统教育训练出来的“知识的奴隶”，写文章的目的是“卫道”，不过，我所卫的“道”不同于王朔所指的。
在王朔那里，“道”可能是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明知是假话，仍要把假话当真的来说，说得头头是道、口沫直喷。我所卫护的道不是这个，而指“教育”
“概念”“知识”，认为它们全是好东西，如果这些东西有什么不对，那么错不在它们，而在于人。
某些人让我们得不到“真正”的教育、知识或概念，那些所谓的“教育”“知识”“概念”和我们想要的、该要的之间产生了差异，甚至自身就是反真知的假知识、假概念、假教育。
但是“教育”“知识”“概念”的虚假，本身不能成为我们反对“教育”“知识”“概念”的证据。我们不能因为吃了有毒的饭菜，就拒绝吃饭吃菜，那样一定会饿死。
王朔分不清这些，对“概念”本身缺乏细致分析和进行规范的能力，自以为自己懂了些“概念”，“习惯于只去想、考虑一些更深的问题”，殊不知他底子太薄，根本就不能思考什么真的“问题”，更不要说能把它向深了去想，化进生命、精神的核心中，一当思考不下去时，就只好拿“概念”堆砌，因而“一旦步人其上，就再也难抽身”了。
这样的人很可怜，假如他底子厚实一点就不会出现这一类尴尬！但他意识不到这种可怜与尴尬。反把自己的无能，当成是对方的不能，从根本上否决对方，以便把自己“解放”出来，成为什么都进不到大脑里去的“白痴”！
进一步来说，一切词语都叫“概念”呐，拒绝“概念”岂不是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一切方言、流行语中也尽是“概念”，王朔何时真正脱开过“概念”、一日离开过“概念”？人类又何时、何地离得开“概念”？
人的思想、意念倘不是从这概念到那概念，在不同的概念间自由滑翔，又怎能思想？难道思想、意念可以物化，离开我们的大脑，不再借助“概念”，别具了生命，鬼魂一样地存在、游荡吗？
批评了王朔以后，我还得理解王朔可怜王朔，觉得他不理解我没关系，我不能装聋作哑，有条件、有能力也不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就我看，他的任何话从某种角度讲也不能完全说不对。
牛顿的力学三定律在一定范围内是那么回事，超过了这范围，就说不通，只能用相对论解释了。王朔是“二牛顿”，只不过他那些话的适用范围只有指甲尖尖那般大，思维的锋芒所向，直逼他的那些个“敌人”——真的、假的、虚的、实的，半真半假、半虚半实，也真也假、也虚也实，以真乱假、以假乱真……这一切在他那里，都给混为一谈。
有了这些不分析，他讲话中十句里有那么一句半句倒是真能切中弊端与要害，不过要把它们孤立了来理解。
从整体说，正确的却夹在错误之中，被错误“淹没”，我们就找不到多少正确的东西了。
而且一篇文章里十句中只有一句是真的，我不能不以为王朔在这方面是失败的、无能的，那些真“敌人”
逃遁的功夫也就是得了韦小宝“神行百变”之衣钵真传，王朔那本领的人是逮他不住的。
“教育”“知识”“概念”在我们这个国家实现起来往往与通行的“现代化”精神相违，这样的“教育”“知识”“概念”受到王朔的抨击我大抵能够理解与支持。王朔的缺陷不在这里，他所缺的仍是在“概念”上分不清，而“概念”用他的话讲无一不“可以多解”，多解的“概念”要想让人一目了然、不生歧异，就必须定义清楚；关键的“概念”更需要使用之前就解释明白，告诉大家你在这儿用它具体的内涵是什么，适用的范围有多大，与它相近的概念是什么，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异和联系，实现起来需要什么条件，不同的条件下它可能用对了，也可能被“强奸”了、狐假虎威了、张冠李戴了、指鹿为马了、虎头蛇尾了、助纣为虐了等等。
如果你不将概念事先说明白，那些“概念”的确真可能像王朔说的“只对概念有反应，而对生活、那些无法概念的东西则无动于衷或无法应付”，“组成了很多伟大的字眼儿，经常使用这些字眼儿会对人产生强烈暗示，以为自己进入常人无法企及的境界，离真理更近了，进而有了阐释言说真理的强烈欲望”，引起许多的争议。争论的人们，“都像白痴一样听不懂人话，越简单越听不懂”“最终到达下流”。
然而这只是结果，不是原因。“概念”有问题，人有问题，消除了产生歧义之可能的那个“原因”，“结果”当然、也才能自然而然地避免出现。
是其王朔没有能力看清这一点，他想去除的是“结果”是“概念”，眼睛长得挺大的。
王朔的臭知识分子，不仅于这些，仅只是这些，还不失可爱的一面，他不，他希望一个也不宽恕：他以我之偏见，中国社会最可恶处在于伪善，而伪善风气的养成根子在知识分子。中国历代统治者大多是流氓、武夫和外国人。他们无不利用知识分子驭民治国，刚巧中国的和尚不理俗务，世道人心、精神关怀又皆赖知识分子裁决，这就造成知识分子权大无边身兼二职：既是神甫又是官员……中国有很多神话，最大的神话就是知识分子受迫害……杀知识分子的都是知识分子……制度的严苛还是第二位的，首先令人郁闷的就是层层精神榜样和恰成对照的无处不在的趋利避害。我年轻的时候……对知识分子的嘲弄批判使我大有快感……中国文学传统标榜“铁肩担道义”，也只有圣人配，我不敢当。
“为工农兵服务”抽去政治目的也正是那些流行艺术正大肆做的……中国是个阴柔的民族，审美趣味却像纳粹，偏好崇高壮美，一意孤行。误了几代人。
王朔觉得不能再这么走下去．要都这样，“很难不走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
从历史看，杀知识分子的都是些有知识的分子，但是把有知识的分子说成是“知识分子”，把当权者的杀人，说成是“知识分子”的杀人，我还是在王朔这里头一次见，其它地方是没有的。
这是王朔的创见——他常常有类似的“创见”。
可能他的确以为我们的书太多了，要是能够把它们全烧了该有多好，那样的话他就用不着把别人所说的“概念”理解以后再站出来说话了；果能这样，他的不必理解就能养成他的“无知”，然后以“无知”之心揣度旁人，以“无畏”之心道说旁人，“掩耳盗铃”盗起来就无人听见了！
但是，假设是不可能的，既然不可能，王朔就把他自己“将”在一边了。
为了说得清楚一些，我来“将”王朔之前首先要将“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含义说明一下。
在我们看来，“知识分子”是独立的民间性身份，站在民间立场上说话，与官的身份根本不搭界，他们只服从事实真相、良知良心和少数不证自明的公理。
做到这一些需要条件，不是谁想当就当得了，也不是你有一点知识就大小算一个的。
条件有二，一外一内。
外部条件是：独立的经济地位和职业选择与迁居自由；全社会的就业岗位向每一位纳税人公开，没有过于他人的特权现象，一切公民依据同一个契约公平竞争，竞争上岗——这些保证了人的独立性。
这样的条件是苛刻的，王朔会说它在我们这儿根本就没有。我当然也清楚这一点，我谈它先是从“应该有”
的层面上说的。谈过了应该，我们才能知道它与我们差着多远。
另一方面，条件再苛刻它也有相当大的漏子，人的能动性很大，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会太受外界条件的约束，这来自自身的觉悟和责任意识。所以，条件是死的，人是活生生的，严格地说外界因素并不是顶顶紧要的，有了更好，如果没有，那也不必太在乎。
主要是内部条件：这个人需要接受“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尤其是现代“先进”、但决非虚假之“先进”的人文、社会学科方面的训练、教育，只有这样，才能具备独力思考规范是否合理和公正的能力。
具备这类条件的人，我们称之为“知识分子”。
如果社会亦从制度上保证“知识分子”公开辩论的自由，保障人们能以反对派的身份站出来讲话的权力，“甚至要有胡说八道的自由，以便尚未被承认的、好的见解有机会被听到”，如此等等，正常批评的声音才能顺利地出来，起到防范于未然或亡羊补牢之类的作用。
所以，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先是限于“纸面”意义上，而后限于舆论监督而不是具体操作的层面上，后者由“执行规范”，即掌握权力的人物来做，他们不在我所说的“知识分子”之列。
可见，知识分子的“铁肩担道义”，所担的对象不是社会强势群体、尤其不是国家的当权者，而是那些无权无势的弱小者。
而王朔所说的“中国社会最可恶处在于伪善”等等是确然存在的，只不过它们也都是“结果”，由于它是一个“结果”，因而，伪善风气的“养成根子”决不是“知识分子”，更不是我所定义的那些与权力八辈子打不着的、“在野”不“在朝”的、与“伪善”完全对立的“知识分子”。
既然这样，那么伪善的原因在哪里呢？这个原因是不是单一的呢？
我认为原因并不单一，但主要原因则来自不受制衡与规约的权力。
谁都知道，权力者都是在朝者，被“流氓、武夫和外国人”所利用的有知识的人也都是在朝者，所以，这些人不是什么“知识分子”，至多只算得权贵们的帮忙和帮闲。
王朔所说的“世道人心、精神关怀又皆赖知识分子裁决”这是正确的，但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并非“权大无边”，他们有可能是“神甫”，但决不可能是“官员”，不可能“身兼二职”。
中国的神话的确不少，可知识分子受迫害一直以来是不争的事实，历朝历代的文字狱王朔本不陌生。追究原因，我倒是得出了和王朔恰好相反的结论，这就是“制度的严苛”是第一位，而不是王朔所说的“第二位”。
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有了这样的极权专制，才需要养一批“帮忙和帮闲”，帮忙和帮闲们也才能为主子竖一些“神物”，让我们觉得“郁闷”。再而才有了层层的“精神榜样和恰成对照的无处不在的趋利避害”，即伪善。
王朔除了这方面的混乱以外，其可笑之处还在于，他把自己正做的大众文化事业和知识分子所做的精英文化事业对立起来，只认大众文化才的确“为工农兵服务”了。
然后，又把自己欣赏不了的精英文化说成是“审美趣味”像纳粹，“偏好崇高壮美，一意孤行。误了几代人”。
他不仅排斥精英文化，甚而认为这么走下去“很难不走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
这就有点不像王朔这个人所说的话了，倒像他所恶心的“卫道”者，喜欢动不动拿别人上纲上线！
所以，王朔不是王小波那样真正的知识分子，有条件有能力超越实际的厉害关系，依据人类、宇宙的公理和良知良能在心灵内部设计一个理想社会，以这为基准，使自身成为社会的良心与公正的化身，越过一时一地的利益关系，认识社会、批评社会，为全社会提供哪怕是极其微末的进步之道。他没有能力胜任这些，却不甘做个默默无闻的人，话又特别多，这就笑话百出，懵懵懂懂地维护愚昧、宣化无知，捍卫了流氓们的逻辑与思想！
这是无意的，也是无畏的。因于无知的无意，因于无知的无畏。
五、王朔与《我看鲁迅》王朔够不着鲁迅，但他写了篇《我看鲁迅》，发表在《收获》2000年第2期上。《无知者无畏》里没把它收进来，给编辑毙了。我拜读后，发现他对于鲁迅、对于作家、对于长篇小说等方面的许多观点和我不谋而合。我说这句话倒不是批他太狠，过意不去，想和他套套近乎，这没必要，我相信只要我说在道理上，他不会没有这个承受批评的能力。即就是说大方向的不同，不排除在许多细节上成为同志。
而我把他和鲁迅进行比较，是觉得他们有一些可比性，最直观的一点就是，一个是最“没有”思想的，一个是很有思想、甚至被认作二十世纪中国作家中最有思想的。“没有”思想的人想在很有思想的人那里找思想，这是一个滑稽，如果不是死去的鲁迅开玩笑，那一定就是王朔想搞笑。
细心的人会注意到，我说王朔“没有”思想，是有个引号的，这是就他所说的“无知者无畏”而言的，事实上只要是个人，他就不能没有思想。思想有深浅，有对错，有原创和转述，有成体系与零星等方面的区别。
王朔的够不着鲁迅，指的正是思想上的够不着。
他对于鲁迅的思想，就我看，恐怕还停留在口号层面上，引了几个被人经常拿来利用的口号，就认为这就代表了鲁迅的思想。
他说“我以为我了解他的思想，实际上我没有读过任何他的思想著作”。
鲁迅没有写什么思想方面的专著，他的思想包含在文学作品、评论，主要是杂文中。王朔没读过鲁迅的思想著作，却又说已经读了他的“大部分作品”，不知道他怎么读的，这就如同说读金庸读的是他的七卷本《天龙八部》、而《天龙八部》从未见七卷本的一样叫人不知所云。
在他的感觉中，鲁迅并非就有什么思想，也并非有什么骨头，即使有，也不是最有。
真这样吗？
原来王朔在这儿又耍了一次赖皮——鲁迅的思想可能不最有，骨头可能不最硬，但是比较人物的时候需要同类相比，你不能拿骡子和狗熊比拉力，也不能拿农民和官员比吃喝，像王朔那样把鲁迅和王小二相比较，把一个思想型的文人和对敌作战的战士相比较，这就不叫懂逻辑。
那么多的人已经谈过鲁迅思想的深刻、深刻在什么地方，而他们谈起鲁迅的时候也并不都像王朔以阴暗之心揣度的，只是在朝圣。
想一想也是，一个人像王朔那样一时辜名钓誉可以，难的是长久！鲁迅的声名单靠几个“朝圣”者就能“朝”出来，一直至今，谁敢相信？他就没有过人之处？所以，王朔虽说他读了鲁迅的大多数作品，但我从他对于鲁迅的判断上对此产生了怀疑。
这一点我不想深究，我看重的是，王朔从来就想把什么话都说得满满的以打击一片，他说：
从他无数崇拜者的文章中我也想不起谁说过他有思想，大家纠缠、感慨、为之涕下、激动不已的大都是他的品格，最厚道的文章也只是对他可能具有的思想进行猜测，想象这样一个为世不容、痛苦敏感的智者内心一定是“漆黑一团”，这个逻辑似乎是说，对生活、社会、人群极度绝望本身就是深刻的思想。我不太明白这个逻辑，坦白说，直到昨天，写到这里，我还是晕菜，不知道鲁迅思想的精髓到底是什么。
王朔可能也看书，但他把报纸、影视充作了书，或者看一些最低级、最低能的人所写的书——配他所看的，大概也只是这样的“书”。因为研究鲁迅的学者我不能说他们个个都好，人人纯洁，也许大多数并不那么令人满意，带着强烈的功利与目的．但是，你也不能说他们全部差劲，至多只在埋头“猜测”鲁迅可能会有些什么深刻的思想——进一步说了，那些能够猜出了什么“深刻思想”来的人，如果这些思想的所属权真不在鲁迅那里，那么，通过一个虚设的鲁迅这些“猜测”者也挺了不起啊，毕竟思想的“深刻”单靠猜就猜得出来的天才不能说全人类没有，起码也相当稀罕了！就凭这，鲁迅也应该不被我们“忘记”，他依然有用，以后的“猜测”者看他作品的时候，说不定又能猜出什么新东西呢！
“费尔巴赫猜想”之所以有那样大的意义，不就在此吗？“统一场”设想的意义不也是这一个吗？霍金所假设的宇宙“大爆炸”理论，说白了也是这个。自然学科如此，一切文史哲等学科，表面上看着无用，实际上像冯友兰时时挂在嘴边念叨的，它们是“无用之大用”。
注重实际的王朔，对这些是想都想不到的！
当然，王朔写《我看鲁迅》时心里很虚，不得不用了大量他那些朋友们的话来虚张声势，结果吓住许多人，以为真有那么多王朔的同志持着同样的看法，他们一唱一和地评说鲁迅，把王朔本人对于鲁迅的具体态度一多半倒“遮住”了。既然这样，王朔何必用什么“我看鲁迅”做题目呢？干脆叫着《王朔及其朋友酒桌上侃鲁迅》得了，看到这题目我们可以笑着读，不和王朔认真，只当放气——肚子里气太多，需要排放。
我就注意到和王朔唱双簧的另一位有这么个说法：鲁迅的思想没什么新鲜，“早期主张‘全盘西化’，取缔中医中药，青年人不必读中国书；晚年被苏联蒙了，以为那儿是王道乐土，向往了好一阵，后来跟‘四条汉子’一接触，也发觉不是事儿。据鲁迅最新研究成果讲，鲁迅是主张‘人权’的，是‘自由知识分子’，因为毕竟写过《论‘费尔泼赖’应该缓行》，鲁研家们还没找出办法将他归到英国式消极自由那一筐里”。
难怪王朔听过后更糊涂了，更以为鲁迅算不上有什么思想了——从这些句子里，我倒是发现了王朔之对鲁迅的那些“坏印象”，多是从这些以“不知”为“知”、以“一知半解”为“全知全解”的朋友那里听来的。
他的耳朵本就厉害，单凭了听，加上胆大，他就敢对一切下结论了。
说到鲁迅精神时，他认为就是“以笔为旗，以笔为投枪或为匕首，吃的是草，挤的是奶，痛打落水狗，毫不妥协地向一切黑暗势力挑战。与之相联的形象便是孤愤、激昂、单枪匹马、永远翻着白眼，前面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明枪，身后是飞蝗一般放不完的冷箭，简言之，战士的一生。林语堂曾形容过鲁迅：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活形也”。
这样一个“不会有缺点玷污逮谁跟谁急的战士形象对后代中国作家的吸引远大于写小说的那个鲁迅”。
榜样在先，作家们全不写了，全学鲁迅做战士去了，为的是能够像鲁迅那样留下清名，也为了“一举成名”，“于是，忿于世人不肯受他超度的传道士来了，才尽落魄的三流文人来了，大事小事一直不顺的倒霉蛋、心理变态的自大狂和一班普普通通的愤世嫉俗者都来了。什么样的病人一集合，毛病都不叫毛病，改叫众人皆醉我独醒”。
此处的王朔歪打正着了一些社会弊症，然而他的打着是以把鲁迅完全献出去为代价的。
鲁迅不是不可以批评，但王朔对他的批评是在不了解、不能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因为他对于鲁迅的所有说法，都不是建立在阅读鲁迅作品的基础上、依靠严格分析其作品得出的，有的只是旁人的说法——旁人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架空鲁迅、利用鲁迅、肢解鲁迅、歪曲鲁迅或对鲁迅进行写意的话，他全以为真，依仗这些来谈论他自己对于鲁迅的感觉，这能有多少可信度呢？
这样，深邃博大的鲁迅先经过不同功利目的的人一重处理，简单化了，以讹传讹，被王朔们再一重处理，愈见狭隘，全部的思想、精神由若干风马牛不相及的词语概括，这的确是“概念”之祸，但“概念”本身是被动的，真正替它做主的是人，祸首在我们这些把别人“简单”化了的人。
王朔自己又缺乏鲁迅那样的大家胸襟。比如，有人不过把王朔那篇招眼的“看上去很美”按照他一贯耍弄小聪明的方式反过来取了个名字，叫着“看上去很丑”，再做个广告，封面打上“北大博士挑战王朔”，利用他的脸皮厚占他的光好卖，他就不答应了，说自己这一回得以老前辈的口气对那丫说教了：
有志气，允许；想当作家，可以；走正道。读书尽可以使人无耻，但自己要给自己设一个底线，丢人的事也有瘾，干过一次就想着下次。
在这里，这位已经混出来的“老前辈”早就忘了他当初是怎样杀出重围的了。这样的襟怀，有点像“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官们——人家还不过将广告做在封皮上，搞的是“阳谋”，又没有伤害你王朔什么，顶多借了一下大名．促销促销，仅此而已；王朔可就比这个“恶劣”多了，他多数文章的题目、许多作品的内容，都瞄准了只有商人才备加关注的利益，做广告使的是“阴谋”。后来他混出来了，再此后难道突然间学得正经了，走了正道吗？他就没有丢人？他为自己划定的“底线”又在何处？自己做不到的事，却要求别人去做，而且以“老前辈”的口气要求，真是“老”不思悔、越“老”越糊涂啊！
这方面，鲁迅和王朔一定不同，他不会为自己打标语、贴广告。但这样的鲁迅大概碍事，王朔瞧着不快，于是说：鲁迅现在已经开始妨碍我们的“自由呼吸”了，我们精神的不得“进步”和“自由”，是由于有一个鲁迅沉甸甸地压在身上了，所以得把他“忘掉”，只有将他忘掉，我们才能“进步”，我们的精神才能“自由”。
听了这样的栽赃，鲁迅死若有灵，大概也会蒙掉，认不清自己到底是谁。
不是吗？一个一辈子把自己献给“进步”“自由”事业的人，一个最反对精神专制与奴役的人，最后居然被当作了“专制”“奴役”他人的人，真要是这样，鲁迅不需旁人干他，先已站出来反对自己，自行消失不见了，到那时，王朔攥紧了拳头，憋足了气，猛的冲上前，使尽吃奶的气力，一拳打将过去，前面空空如也，他收都收不住，直扑下去，跌进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
我的意思是，认为鲁迅是制约我们精神自由的怪物，把别人强加在他头上的种种误读胡说，听过来当了鲁迅本人的缺陷，从而想丢弃这个“神”，这可能是王朔们的心愿，真正读懂了鲁迅、又不惟鲁迅、不迷信鲁迅、不当鲁迅为“神”的人，谁会相信道听途说的鬼话呢？
鲁迅有缺陷，但缺陷决不是王朔所说的那种。我们是在肯定他、纪念他、敬重他，和他平等的基础上批评他的。他的成就也不是王朔之流的几句话就能够抹杀得了的。
有人要问，你说鲁迅有缺陷，这个缺陷究竟在哪里呢？
我认为，鲁迅缺乏系统的、可以落实到地面来的、可操作的宪政法治理念，缺乏权力制衡意识，由于这些，他的“立人”主张是玄虚、悬空的，落实不了的。
二十世纪的历史反过来也证明，做为一个人，我们并不是都没有“立”好，而是由于我们缺少一块“立身之地”，所有的空间全是“国有”的，在这块土地上，我们最缺少了民间化的私有空间——一起码有一些年代，这种状况相当突出。有了这样的限制，即使像老舍那样的人，也只能有自杀的“自由”，其余是不可能、不允许的。
在这方面（我仅在这方面比较），胡适比鲁迅优秀，他弥补了鲁迅的“不足”。
而鲁迅的易被架空、利用，原因也就在这里，即就是他那些光辉的思想降不下，缺少降下来的土壤或空间，不能在“制度”层面上得到保护，发挥积极性的作用等等。
当然，人无完人，我们不能苛求鲁迅，要求他必须面面俱到，把后人碰见的一切全部思考一遍，让后来者无所事事。鲁迅没有这样的本领，也不需要。鲁迅思想不及的地方，其他人会去做，而且可以比他做得更好，我们不能“惟鲁迅”，独尊鲁迅，向着他匍匐、下跪——这也是我们的事，不是鲁迅的事，他再被歪曲、利用，也不能、不该清算他本人，应该得到清算的，是利用他、并将他歪曲了的人，如毛泽东等。
王朔的点评鲁迅就没有把握好其间的底线与界限，他对待鲁迅的态度是混乱的，因而他写作时运用的逻辑同样是混乱的，有时候失之于流氓化的。
如此，我要套用王朔在《我看鲁迅》里说过的一句话来结束全文：中国这块“灰色地带”上的流氓习气、流氓逻辑、流氓意识太悠久、深入人心，有意无意间就冒出来了，所以，这应该成为一个标尺——什么时候大家都对它警惕起来，随时随地都能避免它出现在自己身上，觉悟到它那些极大的破坏作用，坚决抵制、防范它的侵袭了，王朔之流就不值一批，而我们也就真正有所“进步”、真正被“解放”出来了！
2000年5月1－8日，北京魏公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