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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 乾
(1910 - 1999) 蒙古族，作家，记者，文学翻译家。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
1942 -1944年在英国剑桥大学专攻“英国心理派小说”。曾任职于《大公报》，复旦大学教授，采访过欧洲战场、联合国成立大会、波茨坦会议、纽伦堡战犯审判。1986年获挪威王国政府授予的国家勋章。萧乾一生著作颇丰，曾写下大量回忆录、小说、散文等作品，出版有译著43部。其中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篱下集》，长篇小说《梦之谷》，报告文学集《人生采访》，译著《好兵帅克》，以及自传《八十自省》、《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等。
我早年——也就是20年代——读书时，学校里颇有几位老师是体罚主义的坚定信奉者，认为仅凭尺二夏楚，多么刁顽的后生也能打得驯顺，多么懒怠的，也必可勤奋起来。他们中间，特别凶狠的是一位教代数的老师。他的脾气暴得像三伏天炎日下的柴禾，一点就着。课堂里的秩序靠板子维持，学生的作业也靠板子来督促。他脸上有麻子，而且麻得厉害。每次风暴到来之前，我都觉得他的麻粒总是由青而紫。接着，他就抡起他所倚重的那件“教育”武器，就在我们手心上显示起威风来。有一阵子，我这由私塾混过来的学生，忽然对代数产生起浓厚的兴味，觉得代数题好像有点情节，而“设x”还颇能启发点想像力。然而经过他两顿清脆而沉重的板子，科学在我幼小心灵中露出的那点点幼芽，就永远枯萎了。
当时我们念的课本叫《温德华氏代数学》，大概是根据什么外国教科书改编的。书挺厚，要一块多钱一本。每天上下学途中，我都小心翼翼地把它同旁的教科书裹在一块蓝布包袱皮里，夹在腋下。可有一天走在东直门大街上，突然对面奔来一匹惊马，它像发了疯般地在马路中心横冲直撞起来。顿时街上人声鼎沸，我也没命地朝一家专营殡葬的杠房大黑门跑去。哎呀，迈沟的时候一不小心，蓝布袱散了。我慌忙把零乱的书册拾了起来，重新包起，躲进那家杠房。
晚上一温习功课才发现：糟了，“温德华”不见了。我急得干跺脚，可又没敢声张，生怕堂兄知道了先揍起我来。对我来说，再也没有比丢失“温德华”所造成的危机更大的了，因为比这轻得多的过失也要招致一顿重打呢！我溜出大门，摸着黑儿跑回惊马的地方找，还去敲杠房的门，问掌柜的可曾见到那本书，掌柜的说：“什么‘温德华’、‘热德华’的，没有！”然后，咣哨一声，板门又关上了。
那一夜我尽作恶梦，天好像塌了下来。早晨，我提心吊胆地走向学校。上代数课之前，我央求邻座的同学把书放在两人合用的课桌当中。他吐了下舌头，就答应了。
可是，他答应了管什么用！站在讲台上的老师就像只目光炯炯的老鹰，我缩在座位上，自知是他的猎物。
果然上课没多久，他就发现单单在我们这张课桌上，只有一本书。老鹰立刻张开翅膀扑了过来。
几分钟后，我抚着红肿的手，淌着泪，回到座位上。老鹰在讲台上横眉立目（一手还攥着那个刚才抽过我手心的板子）大声咆哮道：“哪天你不带书来，哪天照样揍，把书揍出来算！”
手心**辣的像针扎的那么痛。同学们怜惜的目光从四下里射向我。我呢，一边呜咽，一边咬着下嘴唇，心里在盘算着。
那刚好是月头上，是交饭费的时候。记得当时每月饭费是两块、半大洋。我有了主意。我向管膳务的先生说明了情况，苦苦哀求他，准许我只吃早饭和晚饭。这样，中饭的钱就可以省下来买那本“温德华”了。这本来是没有先例的，但那人的心肠软，并且也耳闻过麻老师的威风，就真的同意了。
于是，每当中午下课，大家熙熙攘攘拥到饭厅里去吃午饭的时候，我就一个人留在篮球场上，无精打采地投篮。现在回想起来，真太傻了。肚子本来就饿得叽哩咕噜地响，眼前冒金星，还投哪门子篮！可小时偏偏就那么傻，而且还逞能！当有入路过球场，好奇地问我干吗不去吃午饭的时候，我还笑嘻嘻地说：“不饿。”样子装得满不在乎。
有一位教高班地理的贾老师——哎，现在我连他的名字也忘掉了，只记得他戴副近视眼镜，是个细高挑儿——听了我那个答复并不满足。他跑去问我班上的同学，才弄明了真相。
他不声不响地替我补上了饭费，然后把我叫到教员休息室去，用充满温情的目光望着我，说：“不是你粗心，是马惊了，这怪不得你。从明天起，你去吃午饭吧。”
我含着泪问他：“那——钱呢？”
他把手一挥，用诙谐的口吻说：“等你毕了业，再双倍还我。”
谁想到没等毕业，我就被开除了。那以后，走南闯北，这位贾老师的慈祥面孔却时常在我的记忆中出现，每次都感到一泓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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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病房里度过的。病房成了他最后的家，他也真的把那里当成了家，在那里阅读，在那里写作。病榻四周，又像家里的书房一样，到处张贴着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纸条。他还是习惯把随时想到的东西，顺手写在纸条上，然后再找机会串联成文。
1998年底，在展望新世纪时，萧乾这样说：“即将迎来21世纪，我对我们这个民族满怀希望。我希望我们能充分吸取往昔的教训。我衷心预祝未来的中国不但富强，而且也是一个自由、文明、合理、公正，一个畅所欲言、各尽其能的国家。”他的老朋友、作家严文井就这样说过：“萧乾一生，算总账还是幸运的。因为他在风险中阅历很多，而且活过来了。近百年来的中外大小热闹，他或者亲自赶上了，或者很早就亲耳听到了。他既坎坷，又成功；既倒过大霉，又大显过神通；摔倒过一两次，但总是重新站起来，精神从不沮丧。说他‘土’，他很‘土’；说他‘洋’，他很‘洋’，真是‘土洋结合’的中国大专家。”严文井说得颇有道理。